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罪的成否

受领人将不法原因给付物据为己有的行为是否成立侵占罪,涉及法益保护、法秩序的统一性等诸多问题。肯定说不符合法益保护原则与法秩序统一性的原理,各种两分说所采取的区分标准不明确或者不合理,其结论也有悖于刑法的谦抑性。民法上的合法行为,不可能成为刑法上的违法行为,就此而言,刑法判断不应当具有独立性。民法上的违法行为,并不当然具有刑法上的违法性,在此方面,应当强调刑法判断的独立性。即使某种行为的合法性在民法上存在分歧,基于刑法的谦抑性,也不应将这种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质言之,只要给付者基于不法原因将财物交付给他人,即使其是否属于不法原因“给付”在民法上可能存在争议,也不应将受领人的行为认定为侵占罪。

侵占不法原因给付物的认定困境与规范路径

不法原因给付所致的民事保护限缩效果具有不法给付行为和主体的规范侧重,投射于刑事可罚性层面,对不法原因仅在受领人单方及受领人不法程度更重时,不能对侵占行为予以绝对限缩甚至湮没。前置民事规范对越轨行为与不法状态的矫正主要通过干预理性经济人间的财产关系予以实现,而后置刑事规范,其所聚焦的主要关系不再为私人主体间利益冲突与平衡,而系国家作为公权力主体与越轨行为人之间的公私二元对立,转向对挑战法秩序的越轨行为予以更强制化规制与预防的新维度。民刑规范在以宪法为基石的法秩序体系中虽然具有适用顺序位阶、规制目的侧重等层面的不同导向,但其适用均以消灭并矫正与法秩序相冲突的不法行为及状态、维护巩固法秩序的稳定为共同指涉与依归。民事前置法对不法给付人与不法给付行为单方侧重性规制与预防,不能实质性矫正不法受领后逾越法秩序的不法状态,其规范目的的侧重所显现的局限性需通过后置刑事规范予以补足。

不法原因给付视角下催收非法债务行为的规范性认定

《刑法》第293条之一所保护的法益不包括财产法益,而是社会法益与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结合不法原因给付制度,应以“4倍LPR”替代“24%基准线”整体沿用“两线三区”的划分,同时将超过“36%基准线”的绝对违法债务排除出本罪的适用范畴。在讨论本罪与财产犯罪等罪区分依据的基础上将严重程度不同的催收行为与不同性质的非法债务进行组合,可以规范认定本罪与类似犯罪的竞合问题。

论基于不法原因给付的返还

《民法典》并未明文规定不法原因给付制度,既往司法实践中关于该问题的争议还将继续存在,借鉴域外经验是求得法适用之统一的可能的路径。从比较法上看,不法原因给付制度滥觞于罗马法,并逐步发展出了“原则允许返还”与“原则上不得请求返还”两种规范模式。“不得请求返还”之原则不仅在规范目的上难以得到合理解释,在实践中也引发了诸多困境,各国学说与判例通过多重限制竭力予以克服,这其中隐含了决定返还关系的实质因素。在现行法实际秉持“允许返还”立场的制度背景下,部分法院在限制返还关系以求个案公正方面进行了一定努力,但其理由均存在可驳斥之处。对不法原因给付所生的返还问题,可在考虑规范目的、不法目的是否达到、当事人双方的不法性程度诸因素的基础上,以限缩法律行为无效后所生返还关系的方式加以解决。

不法原因给付的困境与规则构建

不法原因给付不得返还的传统规则面临诸多困境:“不法即合法”、同为违法一方却额外获利、悖于规范目的。动态系统论回避问题真正解决方案,区分不当得利返还是否等同于承认合同有效,无法解释诸多例外情形,比例分担路径的实质仍是全部返还或否定返还。博弈论视角考察表明,不法原因给付的一般预防功能,主要在不法原因给付受领人尚未提出违法悖俗给付时发挥作用。罗马法中不法原因给付不得返还之规则适用于目的不达型返还之诉中,旨在阻止当事人于未来提出不法原因给付。由此所带来的启示在于,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的一般预防功能应着眼于当事人尚未实施违法悖俗行为之时,在此基础上形成合理规则,在双方均已经提出给付时,应肯定各自返还请求权,在目的不达型不当得利案型中,若受领人尚未提出给付,应否定给付人的返还请求权。

法域协调视域下侵吞不法原因给付物的刑法定性

关于受领人侵吞不法原因给付之物能否构成侵占罪,一直以来是学界探讨的热点。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民法中不法原因给付人不得请求返还的规定可能会与侵占罪财物的保护形成法域冲突。在处理法域冲突问题时,宏观上应当遵循刑法相对从属性说,在具体规则的判断上,放弃以法益为指导,求助于位阶更高的概念--规范保护目的。民法中不法原因给付制度与刑法中侵占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不同,惩戒的主体和方向也不相同,在此情况下应当承认刑法的相对独立性,并据此进行构成要件的解释。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的规范目的是对给付人的不法给付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及对给付财物的保护排除;侵占罪的规范目的是惩治受领人的不法行为。此外,不法给付财产最终将通过刑法的特别没收制度收归国库,而非不法给付人,由此确保刑民协调。

论不法原因给付的制度构造

不法原因给付是指当事人基于违反强行性法规或公序良俗的原因所为的给付。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61条以及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8条、第59条确立的"返还+追缴"处理模式存在明显的理论体系上的漏洞以及实际操作上的难题,且现行法对于不法原因给付存在调整范围不完整问题。未来我国民法典应重构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确立主观原因理论在不法原因给付问题的基础地位,将行为人的动机与目的纳入考量范围;以此为基础,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涵盖下的"强反社会性"的不法原因给付认定为无效,并确立不得返还为原则、可返还为例外的处理模式;将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内涵之外的一般道德的不法原因给付借助自然之债处理。对违反公序良俗的给付行为的认定,应坚持审慎的态度,结合原因理论,从当事人的动机、目的等判断当事人的不法程度,进而对是否必须否定其效力做出判断,以期在实现私人自治的基础上兼顾公共利益的保护。

不法原因给付及其制度构建

不法原因给付是大陆法系法律制度上一项重要的制度。文章全面论述和评析了不法原因制度的相关内容,对不法原因给付处理机制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我国民事立法应建立完善的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的具体理由和构想。

诈欺不法原因给付财物与利益之刑法分析

诈欺基于不法原因给付的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的场合下是否成立诈骗罪,德国、日本和我国的立法、判例和学说都有所不同。在诈欺的对象是财物的场合下,基于不法原因给付的财物在因诈欺行为交付之前,也是民事法上保护的对象等原因,应当肯定诈骗罪的成立。在诈欺的对象是财产性利益的场合下,不法利益本身并非民事法上应当得到保护的利益,不应得到刑法保护,应否定财产罪的成立。

论不法原因给付

不法原因给付涉及民法总则、物权法和债权法等各项民法制度。基于不法原因而为给付的情形 在现实生活中极为普遍,对此一情形的调整现行法主要从刑事和行政的角度进行,而民法对此类 问题却“束手旁观”。这是私法弱化而公法强化的一种非正常现象。完善对此类问题的民法调 整,建构统一的不法原因给付制度已成为民法因应社会情势变化的当务之急,通过理论的分析, 比较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立法,以期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不法原因给付制度,以为民法典的设 计提供素材。

侵占罪犯罪对象问题研究——以不法原因给付的财物能否成为侵占罪犯罪对象为视角

针对不法原因给付的财物能否构成侵占罪犯罪对象的问题,不同学者之间存在不同观点,较有影响力的学说是肯定说、否定说和两分说。肯定说以部门法之间的差异为理论依据,但其并未说明刑法为何保护民法不保护之法益。否定说主张法秩序的统一性原理,但其论证方式只是较为传统地要求部门法概念的一致性,并未考虑刑法的特殊性。两分说以民法学说为基础,将寄托与给付相区分,提出用不法原因寄托的概念,却遭到民法学者的反对。肯定说的传统论证不能成立,新的论证认为:严格的违法一元论存在不协调之处,不能适应新的所有权权能日益分离的财产流通趋势;从法益保护的角度看,刑法不仅保护财产利益,也要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就刑法条文的规定来看,也未言明"他人财物"必须是"合法财物"。因此,肯定说能成立,以不法原因给付的财物可以成为侵占罪的犯罪对象。

不法原因给付处理规则探讨

当下,各种不法原因给付现象极为普遍,而我国现行立法对其处理规则相对简单,存在诸多缺陷。我国应结合现行法的相关规定,借鉴其他国家不法原因给付的特殊处理机制,明确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的适用条件、处理方式,合理规制不法原因给付行为,进而从更高层次上实现法律的公平公正。

不法原因给付与诈骗罪

不法原因给付是一个在理论上颇具争议的问题,尚缺乏必要的深入研究。不法原因给付与诈骗罪在认定上的最大障碍源于刑法与民法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即在此类案件中,民法与刑法的价值导向是不同的。但若本着"刑法看行为,民法看关系"这一刑民关系的基本观点,并以此作为切入点,则不法原因给付与诈骗罪之间的模糊地带将变得清晰起来,即民法虽然不保护不法原因给付,但刑法着眼于行为人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仍应认定骗取不法原因给付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不法原因给付与诈骗罪

从不法原因给付与诈骗罪的关系界定的角度,参照日德等国家的相关判例及理论,通过对"民法看关系,刑法看行为"这一刑民关系的实质认识,得出如下认识:不能因为被害人所处民事关系之不法而否认行为人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及应受刑罚惩罚性。因此,诈骗不法原因给付的行为应该受到刑法的惩罚,并因其完全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而认定为诈骗罪。

试论不法原因给付制度在我国建立的必要性——以因婚外情而为的给付为视角

不法原因给付是指基于违反强行法规或公序良俗的原因而为的给付。大陆法系国家多有此制度,而我国尚未建立该制度,本文以因婚外情而为的给付为视角,结合司法实践分析该制度的构成要件以及在我国建立的必要性。

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立法例考察与分析

不法原因给付是大陆法系中重要的民法制度,而英美法系中也有类似规定,通过对该制度各国(地区)立法例的考察与评析,结合我国处理类似问题的法律规定,认为其存在一定的弊端,并主张借鉴各国立法,改良该制度并引进我国。

试论建立不法原因给付制度

不法原因给付制度是大陆法系债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我国民事立法较多地受到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立法的影响,没有明确提出不法原因给付的处理机制,而是笼统的规定在民事行为无效或合同无效中,法律制裁与民法的法律定位、宪政原则和法官消极中立等现代司法理念冲突,具有较浓的国家公权力对私权利干预的色彩。建议我国民事立法建立统一、完善的不法原因给付制度。但在建立和具体适用该制度时,一定要注意合理界定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协调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规定的关系,尽可能抑制该制度本身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

“婚姻保证金”的效力及法律后果——兼论不法原因给付及其制度构建

"婚姻保证金"的法律性质为附条件赠与;按照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条件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无效则法律行为本身也应认定为无效,但如此处理难以周延地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在我国民法中引入不法原因给付制度,在该赠与行为被宣告无效后,适用不法原因给付规则加以规制。

法秩序统一性视角下的不法原因给付

不法原因给付是指基于违反强制性法规或公序良俗的原因而为的给付。各国民法大多规定,因不法原因而给付财物的,不得请求返还。受领人侵占或者骗取该给付物的,是否成立财产犯罪,取决于如何理解法秩序统一性。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是处理不同法域之间的矛盾的基本规则。对于不同法域之间的违法性判断,应采取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以违法统一性为基础进行违法的相对性判断。就不法原因给付而言,由于给付物的所有权已经转移至受领人,不再是“他人之物”,侵占该给付物的行为就不具有民事违法性,因而按照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只要不符合“但书”规定即“不法原因仅存在于受益人一方”,就不成立侵占罪等财产犯罪。

论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罪

国外民法中的不法原因给付制度否定了给付者的返还请求权,但是刑法中如何处理则存在一定的争论。日本刑法将不法原因给付划分为不法原因给付和不法原因委托,前者是终局性的利益转移,此场合给付者放弃财物的所有权,并不存在成立侵占罪的余地;后者并非终局性的利益转移,委托人对委托物享有所有权,受托人非法侵占的可以构成侵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