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给付诉讼及其构造

行政给付诉讼伴随着给付行政的兴起而出现,它可以克服传统行政诉讼之不足,应对新型行政纠纷,为公民公法给付请求权提供无漏洞之司法保护。作为一种兜底性诉讼,它可根据不同标准划分为不同形态。区别于其他行政诉讼类型,行政给付诉讼在诉讼要件以及审判上有其特殊的规则与制度。

一般给付诉讼类型初探

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新增一般给付诉讼类型。一般给付诉讼适用于财产性给付以及除具体行政行为之外的非财产性给付;一般给付诉讼与撤销之诉、课以义务之诉的关系界定,应遵循"撤销诉讼中心主义"和司法经济原则;一般给付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则与"被告举证责任"应有所区别。

论社会权保障视角下我国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之完善

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作为一般给付诉讼的亚种,对相对人社会权保障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国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程序标的过于狭窄、程序缺失,且实体法的规定与程序法不相协调,这无疑限制了相对人诉权行使的可能性。因此,只有通过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的确立,并对程序标的进行适当调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现行公法上财产给付诉讼所遭遇的难题,推进行政法治的进程。

德国一般给付诉讼之考察与启示

德国一般给付诉讼的适用对象和范围非常广泛,被视为兜底性诉讼,对其他诉讼种类起到补充作用,以达致公民权利无漏洞保护之目的。随着行政行为方式的转变,我国出现了许多新型行政纠纷,现行行政诉讼制度无法予以应对,而德国一般给付诉讼可提供有益的经验。

给付行政与行政诉讼法的新发展--以行政给付诉讼为例

行政给付诉讼具有争讼对象广泛性、诉讼功能多重性及诉讼两造变动性等特征。行政给付诉讼的类形态应包括请求财产给付之诉、请求事实行为之诉、请求规范颁布之诉和请求不得作为之诉。行政给付诉讼的特殊起诉规则主要包括:给付须因公法上原因而发生,给付须限于行政行为以外的财产或其他行为,原告须主张给付义务损害其权益以及给付不能于撤销诉讼中一并请求。在审理行政给付案件时,司法审查的重心应当是当事人是否有公法请求权并应注意调解方式的有限运用以及判决种类的正确选择。

论一般给付诉讼之适用范围——《行政诉讼法》第73条评释

一般给付诉讼的适用范围须从客体范围及其行政诉讼类型的界分两个维度把握。一般给付诉讼的客体范围包括"直接"的财产性给付和行政行为之外的非财产性给付。考虑权利救济的完整性,应将颁布规范之诉、预防性不作为以及结果除去请求权纳入《行政诉讼法》第73条的客体范围。一般给付诉讼类型的界分应遵循"补充"和"备位"的功能原则,凡不属课予义务之诉(特殊给付诉讼)的客体范畴,均应归入一般给付诉讼。若以行政行为撤销与否为依据的,应提起撤销之诉合并给付请求。财产性给付限于可"直接"提起一般给付诉讼,如果依法必须先由行政机关核定其请求权者,应先提起课予义务之诉。

论给付判决的适用范围——以《行政诉讼法》第73条为分析对象

《行政诉讼法》第73条新设了给付判决这一判决类型,厘清给付判决的适用范围是对给付判决进一步研究和适用的必要前提。关于立法者新增给付判决条款的动因,主要有专门解决"行政给付"案件与等同于比较法上"一般给付判决"两种不同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在论证过程中均存在缺陷,但共同指出了给付判决是作为履行判决补丁存在的。通过对《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年半来法院适用给付判决的173份裁判文书的分析,可知法院在最宽泛意义上适用给付判决,使得履行判决与给付判决适用出现混同趋势。基于给付判决与履行判决概念之间的关联性以及给付判决所处行政诉讼判决体系中的定位,得出给付判决适用于原告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给付义务。

论我国给付诉讼受案范围的完善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对于给付诉讼受案范围的列举式规定过于狭窄,概括式规定又过于抽象,难以全面涵盖日益多元化的行政给付争议,司法实践中超越给付诉讼受案范围列举式规定的情况又过于杂乱、难成体系,而在理论层面对给付诉讼类型化研究亦未能深入和成形。因此,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完善我国给付诉讼受案范围。本文认为,厘清给付诉讼的受案范围,首先需要明确给付诉讼的基本概念及其在诉讼类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其他类型诉讼的界限。文章从财产给付之诉和非财产给付之诉受案范围的完善以及给付请求权基础的审查规则三个方面阐述了我国给付诉讼受案范围在具体制度层面的改进方向。

给付行政模式下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研究——以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为研究对象

虽然新行政诉讼法对给付行政下积极给付之诉的判决方式加以修正,但其基本思路仍局限于传统的规制行政,未解决给付行政下行政诉讼制度的特殊问题。新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起诉期间的起算基点、诉讼类型、第三人的举证权利、原告的举证义务、调解制度、裁判依据等方面仍不能适应给付行政的发展。

信息公开防御诉讼运作规则探析

《政府信息条例》的颁布,对于保护公民知情权固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缺乏大量实践的考验与论证,《条例》的实施前景充满荆棘。在一直倡导信息公开的同时,绝不能忽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在保护大多数人知情权的同时,对少数人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保护。信息公开防御诉讼就是信息原始持有人为维护自身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而向法院提起旨在阻止信息公开的诉讼。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诉讼类型,其在起诉和审理方面都有着特殊的运作规则,因此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行政撤销诉讼中心主义及其缓和

行政撤销诉讼中心主义是指以行政撤销诉讼为中心构建行政诉讼,其忽视了其他诉讼类型的特殊性,但其产生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我国行政诉讼也表现出明显的行政撤销诉讼中心主义。为适应给付行政的兴起、行政权行使方式的转变以及权利无漏洞司法保护之需要,我国应通过确立行政诉讼类型、推广行政给付诉讼和区分诉讼制度等途径缓和行政撤销诉讼中心主义的消极影响。

法官阐明义务与行政诉讼类型之选定

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完善了"具体诉讼请求"和"判决类型"。行政诉讼法虽未明定行政诉讼类型,但仍可通过"具体诉讼请求"和"判决类型",以"原告诉讼目的"为划分标准,分出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确认诉讼、一般给付诉讼四种基本类型。基于原被告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法官阐明义务,在具体行政争议个案中,法官有义务协助原告选定"正确"、"有效"的诉讼类型来达到"司法经济原则"和"实现原告诉讼目的"的双重功能。行政诉讼类型间的关系、界限与选定,应结合各类诉讼类型的目的和功能、行政行为合法性优于行政法律关系、原告诉讼目的以及具体诉讼类型的"补充性"等考量因素作出具体的判断与阐明。

行政诉讼中民生权利救济问题探讨

民生权利的可诉性是实现"政策性恩给"向"国家给付义务"过渡的必然条件。民生权利是社会权、社会福利权以及权利救济的集合体,公民享有的国家给付请求权基础是:透过民生立法,将宪法上的"纲领性规定"和"基本权利"具体化为受行政诉讼法保护的法益。民生权利的实现依赖于给付行政的积极作为,但是,对给付行政的司法审查及其裁判应保持一定的限度,容许行政判断余地的存在。基于民主正当性原理,对民生立法不作为或立法不充分的行为,司法审查也应保持谦抑性。

德国诉讼标的理论的演绎及其启示

旧实体法说以实体权利和法律关系为诉讼对象,既判力与诉讼对象具有一致性。旧实体法说无法解决给付目的同一,请求竞合问题,如将其视为一个诉讼标的,在既判力问题上仍坚持旧说观点(实体权利确定),又无法解决重复诉讼的现象。新诉讼标的理论从给付诉讼和确认诉讼具有的目的及机能入手,以效果或事实关系识别诉讼标的,扩大了既判力对象与诉讼对象的内容。但在给付目的同一,事实关系竞合问题上,始终无法克服事实关系的羁绊。

课予义务诉讼研究

课予义务诉讼是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分的诉讼。根据起诉原因的不同,课予义务诉讼可以分为怠于处分的诉讼与拒绝处分的诉讼两种类型。课予义务诉讼类型的适用,以人民申请行政处分遭到行政机关拒绝或置之不理为前提。基于课予义务诉讼的附带效果,对行政机关驳回其申请的处分,原告原则上直接提起课予义务诉讼即可,无须合并提起撤销诉讼。原告提起课予义务诉讼,应当具备必需的一般诉讼要件与特殊诉讼要件。法院审理原告提起的课予义务诉讼后,应依照原告之诉是否合法及有无理由分别作出适当的裁判。

论社会弱者健康权的实现

社会弱者权利保护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健康权是社会弱者行使其他人权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人权,国际人权公约对此进行了明确规定。从健康权的权利属性和给付行政下行政权行使的目的分析,政府负有促进社会弱者健康权实现的义务。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政府应主导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并通过行政给付诉讼为社会弱者健康权的实现提供司法救济。

流动儿童受教育权保障和救济的制度分析

当前,我国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数量庞大,其受教育权的缺损所导致的问题已经成为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国家急需治理的大事。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以权利至上、权利具体化和不平等补偿为原则,以"法律认定"为基本方式,从程序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行政法律构建的设想,试图把流动儿童受教育权完成"应然"到"实然"的转变。本文重点是立法不作为引起的行政给付诉讼的初构和救济程序提起主体扩张的设想。

不断迈向类型化的行政诉讼判决

本次修改《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判决部分是最为丰富和最有特色的内容之一。这部分的修改,是行政诉讼由单向度的"行为诉讼"转向多向度"关系诉讼"的重要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行政诉讼制度正在迈向科学、完善和成熟的道路。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强调了法院要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为此,无论原告何种诉求,法院必须认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状况。

公法不当得利及其救济

随着给付行政的兴起,公法实践中出现了因欠缺法律原因而发生的财产变动。在适用民法不当得利制度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基于依法行政以及财产权保护的需要,应确立公法不当得利制度。在公法不当得利中,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均可享有公法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而此种请求权则可以通过做出行政行为以及提起行政给付诉讼的形式加以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