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权请求权的法理探讨

从逻辑上分析,绝对权权利人都可能面临正在实施、即将实施或已经实施的侵害行为,对已经实施的侵害行为,我国立法采用侵权之责对之实行事后救济,而对于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的侵害行为,我国没有授予权利人以绝对权请求权。我国立法应当规定绝对权请求权,以更好地维护绝对权人的利益。

论绝对权与相对权——以德国民法学为中心

绝对权与相对权是德国民法学上极为重要的一对范畴,构成了《德国民法典》第二编与第三编的基本构架。本文对德国民法学上绝对权与相对权的概念、范围、效力构成进行了论述,分析了绝对权与支配权、相对权与请求权之间的关系,论述了相对权效力的扩张,还分析了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所受到的批评及其内在的不彻底性。

论我国绝对权救济模式的立法选择

目前绝对权救济模式主要有传统大陆法系民法中绝对权请求权与损害赔偿之债的"二元模式"以及《民法通则》确立的统一侵权责任的"一元模式"。基于民事权利、义务、责任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绝对权救济模式背后的法理不同,应当变革《民法通则》统一侵权责任模式为归责原则、时效适用、责任形态各异的预防侵权责任方式与赔偿侵权责任方式相结合的"新一元模式"。

论作为绝对权侵害的产品自损——兼论“物质同一说”的能与不能

利用侵权法救济产品自损的赔偿责任,是并列于合同法救济的新的尝试。我国当前学说和实务均从纯粹经济损失的角度探讨利用侵权法救济产品自损的可能性。但不容忽视的是,产品自损首先体现为物权法上的有体物的毁损,故追问是否存在绝对权侵权或可成为探讨产品自损责任的新视角。要成立绝对权侵权,就必须满足产品因瑕疵实现而发生新的损害的构成要件。对此,德国联邦最高普通法院创立的"物质同一说"或可提供一些启示。通过"物质同一说"可以精确地判断产品是否因瑕疵实现而产生了进一步的价值贬损。但是,该说不能排除侵权法和合同法之间的体系性的价值矛盾。

中国民法典编纂体例之我见——以绝对权与相对权的二元结构为中心

以物权与债权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德国民法典体系已无法包容一些重要的基本民事权利类型和民事法律规范,制定中国民法典时有必要加以改良。提出以绝对权与相对权的二元结构为中心确定中国民法典编纂体例的新思路,既承袭了我国业已形成的德国民法思维传统,又是对物权与债权二元结构的发展。

论“物权属于绝对权”与“物权具有绝对性”的区别

在我国民法学界,人们往往将绝对性与绝对权,相对性与相对权相等同,将"物权属于绝对权"与"物权具有绝对性"相混淆,导致了逻辑上的混乱,造成了理论上的错误。实际上,"物权属于绝对权"与"物权具有绝对性"是不同的两个命题,不能混淆。

论著作权的绝对权性质、交易安全保护与默示许可 兼评方正诉宝洁字体侵权案二审判决

方正诉宝洁字体侵权案二窜翔决引发了对若干著作权法基本问题的思考。我们应当重视著作权的绝对权性质。谨慎拓展法律规定之外的著作权限制。探索著作权许可中保护交易安全的方法，明确默示许可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及其列著作权法的意义。

论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划分——线索、思路与框架

绝对权与相对权是一项具有理论积淀的学理概念,也是一项具有制度价值的法命题。随着社会的变迁,民法理念的转变,民事权利的不可侵性已宛然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绝对权与相对权的趋同被过度夸大,两者之间的"中间现象"只是一种例外形态下的制度补充。在社会转型和权利迸发的时代,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常规形态,应当从"物债二元定势"转向"多元权利体系",从"菜刀式"的定性判断转向"阶梯式"的定量分析。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以"尊重+诚信"作为基本行为导向。

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标准

绝对权与相对权理论起源于德国,并应用于德国的立法实践,构成了《德国民法典》第二编与第三编的基本构架,进而演绎成近现代民法关于民事权利最重要的学理分类,几乎涵盖了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全部内容,对后世立法和司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该理论并非完美无缺,其硬伤是没有将分类标准贯彻到底,导致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分类标准发生了错位。文章以物权和债权为研究中心,对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内涵、外延、分类标准、区分的价值及意义进行了论述,重点是对传统区分理论中"对抗"一词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并在统一标准下给出了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定义。

绝对权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的竞合问题

我国《物权法》规定了物权请求权,《侵权责任法》则规定了多样化的责任承担方式,涵盖了绝对权请求权的内容,对绝对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的关系采取了竞合的立法模式,造成了二者适用上的困境。竞合的模式具有合理性,同时应该处理好时效、侵权构成要件、归责原则等问题,对于绝对权侵权责任可以适用无损害的无过错的责任原则。

个人信息权绝对权属性的规范依据与法理证成——从微信读书案切入

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了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但并未使用“个人信息权”的措辞,个人信息保护应为法益保护还是权利保护依然存疑,导致法律解释的不确定性。在微信读书案中,法院采纳了法益保护的观点,在对个人信息的理解中呈现出不少逻辑漏洞与法理缺陷,说明对个人信息保护应为法益保护还是权利保护的澄清实有必要。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内容及《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体系结构,权利保护说在法律规范层面具有明确依据,而法理层面的论证也将进一步确认个人信息权的绝对权属性:通过可识别性能够划定个人信息的基本范畴,使得权利客体相对确定、权利边界相对清晰;在私密信息归入隐私权范畴享有绝对权保护的前提下,非私密信息无法获得绝对权保护在法律依据和体系协调两方面都不能成立,个人信息的权利内容也体现为对个人信息有限的自主自决;个人信息权的支配控制权能指向的并非对个人信息的圆满支配与全面控制,而是对特定类型个人信息使用行为的控制。

绝对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及其责任承担

传统的侵权责任认定标准是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基础的归责原则体系指导下的四要件说,然而,这一认定标准在法理和司法实践中似有不妥之处,尤其是对于绝对权利而言。通过对绝对权利的法理分析,建议引入无损害结果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作为弥补传统认定标准之不足的有效措施,从而使整个侵权归责原则体系臻于完善。

从公款追星看“地方官”的绝对权力

据权威媒体报道，年财政收入只有4000万元，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的四川省万源市，前不久却斥资2000万元搞庆典，轰轰烈烈地上演了一出公款追星的闹剧。事件一经披露，导演这场闹剧的主角——万源市委、市政府立即成了舆论的“靶心”，社会各界的挞伐之声不绝于耳，以至于在省委书记的批示下，省、市两级都很快成立了“彻查此事”的专案组。

雇凶杀友55万元买断厅级高官的绝对权力

2004年11月25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雇凶杀害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开一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上诉人王宝生、武治君死刑,并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将雇凶杀人的王宝生和他雇佣的杀手武治君押赴刑场执行死刑.而参与杀人的其他6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和有期徒刑.

绝对权、绝对义务及其相对化 民事权利与法益保护的单一框架

法益保护不足与司法过度扩张同时存在。概念结构分析表明法益之本质即权利,如此,民事权利与法益是平等保护还是区分保护的问题便不再存在。即便在旧有概念下,民事权利和法益各自内部的区分保护是绝对的,平等保护是相对的。与绝对权保护以客体为核心相应,真正的法益(新法益概念)是以行为为核心的绝对义务规范所保护的,权利主体和客体暂不明确、但实际存在的权利的总体。在新的“权利—法益”概念下,传统理论中对权利义务的混沌认识可澄清为“绝对权—绝对义务”框架,其他情形是二者的混合或相对化。这一理论框架使得对民事权利和法益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分析具有平等的起点,使得权利义务法定的边界和实现途径更加清晰,从而解决前述问题,亦彰显公法与私法之关系及以私权为本的理念。

绝对权请求权抑或侵权责任方式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从请求权的角度着眼,系物上请求权乃至绝对权的请求权,它们不宜作为侵权责任乃至民事责任的方式,其理由大概有七点。它们不符合民事责任为债的一般担保的理论,不符合请求权基础的思维规律,不符合我国关于物权保护方法的既有理论。把它们作为责任方式,体现不出其优先效力的特点,不易说明它们原则上不适用诉讼时效的道理,难以解释这样的现象:在一般侵权行为场合,它们的成立不以过失为要件,而损害赔偿却要求过失。

关于侵权责任形式的解读——兼论绝对权请求权的立法模式

请求权是请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物权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属于绝对权请求权。我国法上侵权责任的概念,涵盖了大陆法系中的侵权责任和绝对权请求权两个概念。在绝对权受到侵害的不同时期或不同状态都应有相应的、有效的救济措施,对其集中规定更有利于绝对权的保护。绝对权侵权责任应适用无损害的无过错责任原则。

侵权责任本质论——兼论“绝对权请求权”之确立

我国民法中的侵权责任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中的侵权责任内涵不同,其把本应属于物权请求权的内容也纳入到侵权法的调整范围。如此创新并无理论基础,也造成了适用上的混乱。将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和返还财产等归为物权请求权制度内容,并进而确立人格权请求权与知识产权请求权,还侵权责任以损害赔偿责任的本来面目是弥补缺陷最佳的方案。

绝对权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的竞合问题

我国《物权法》规定了物权请求权,《侵权责任法》则规定了多样化的责任承担方式,涵盖了绝对权请求权的内容,对绝对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的关系采取了竞合的立法模式,造成了二者适用上的困境。竞合的模式具有合理性,同时应该处理好时效、侵权构成要件、归责原则等问题,对于绝对权侵权责任可以适用无损害的无过错的责任原则。

构建绝对权请求权基础理论的一种思路--基于违法性的权利救济体系

我国民法理论在构建人格权请求权或绝对权请求权基础理论问题时,发生了归责原理与要件体系之间的矛盾。该现象是由于德国传统民法理论人为地分割了权利救济体系,并且将救济手段的适用范围与权利性质问题联结起来,因而造成了对新型权益的保护应对僵化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民法理论剥离了权利性质与救济手段之间的联系,但这种做法又造成了救济手段要件体系中权利性质枢纽的脱落,反而出现了毫无限制的利益衡量倾向。为解决上述问题,消弭我国绝对权请求权基础理论中的矛盾,我国民法理论应当在理解自身理论特点和实体法构造的前提下,以违法性为枢纽,以民事责任制度为实体法依托,建立一种统一的综合民事救济体系解释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