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绝对确定法定刑立法模式的历史考证及其现代意蕴

我国传统立法采用绝对确定法定刑的立法模式,在这种立法模式下,刑名涵摄力低,难以应对现实中案件的复杂性,司法实践中有时会遭遇"罪有正条,刑无正条"的量刑困境。我国传统法律设置了比附制度,作为绝对确定法定刑立法模式的配套制度,增强了法律的适用性。同时,比附的适用带来了司法官滥用司法裁量权的问题,我国古代在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与威慑机制方面建立了相关的配套制度,通过对权力运用的合理规范与程序的严格过滤,使得司法官的裁判权能够得到制度性约束,同时又能保障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落实,彰显了刑事裁断的规范性与灵活性,这能够为我们当下正在进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如何适度约束法官的自由量刑权提供智识上的资源。

论绑架罪绝对确定法定刑的适用

绑架罪法定刑的特殊性,需要在解释学上对之予以适度的限缩。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应当认定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在被绑架人死亡伴有轻微暴力的场合,需要区别死亡结果是否为暴力行为所致来具体判断。绑架手段之外的行为导致行为人死亡的,不能认定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在故意内容不一致的共同犯罪中,构成其他罪名的共犯行为导致被绑架人死亡的,应当认定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罪过应仅限于故意。杀害被绑架人,只能是非法控制行为人之后的行为。勒索财物是否得逞不影响行为的定性;对绑架杀人未遂的,需要结合故意杀人未遂的司法认定体系性地理解。

绑架罪中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条款研究

绑架罪中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条款是刑法理论和实践中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本身虽然具有绝对、僵化的缺陷，但是作为其前提的罪状却不是绝对确定的，因此，通过对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条款进行刑法解释可以适应案件事实的变化、实现个案正义。绑架过程中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属于结果加重犯，而杀害被绑架人的属于结合犯。

论绝对确定的死刑及其替代措施

1997年刑法典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死刑,即刑法第239条绑架罪和刑法第121条劫持航空器罪。但是,结合刑法第49条对于未成年人和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他们如果犯绝对的死罪,应该如何追究刑事责任,立法上缺乏一个制度上的规定,即死刑的替代和变易措施。因此,如果不废除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必须修改刑法第49条,予以完善。

法定刑设定模式的缺陷与调整研究

我国刑法分则设定的法定刑模式存在法定刑本身设定不科学、存在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模式以及多罪刑阶段法定刑的连接模式单一等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定刑设定的疏密程度不均衡、立法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大量设置衔接式的法定刑幅度等。因此,应对法定刑的设定进行相关适应性的调整,具体包括:科学设置法定刑的疏与密,促使刑罚量的均衡化,减少并逐步消除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模式,有计划地设置交叉式的法定刑幅度。

绑架罪中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条款研究

绑架罪中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条款是刑法理论和实践中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本身虽然具有绝对、僵化的缺陷,但是作为其前提的罪状却不是绝对确定的,因此,通过对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条款进行刑法解释可以适应案件事实的变化、实现个案正义。绑架过程中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属于结果加重犯,而杀害被绑架人的属于结合犯。

浅论我国死刑改革的相关规定——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对死刑制度进行了多个方面的修改,包括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提高死缓期间执行死刑的标准、取消3个罪名的绝对死刑等举措,社会各界对这一修正案做出了积极的响应,肯定其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提出了不足之处和修改建议,如:应该继续减少死刑配置的罪名、彻底取消绝对确定的死刑、明确死缓期间执行死刑的标准等,为继续完善刑事立法明确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