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正犯体系之评估

统一正犯体系以扩张正犯概念为前提,不作正犯与共犯之间的区分,如此做法,能化解德、日区分制体系下正犯与帮助犯之界限、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之界限、过失共犯等诸多难题;且从外观表现上,显得更为经济、便利,逻辑上亦更为通畅。但其在着手之标准、特定参与类型的除罪化、量刑事由等方面也面临一定的困难。

间接正犯泛化与统一正犯体系的确立

间接正犯是大陆法系国家犯罪参与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伴随犯罪支配理论的兴起,间接正犯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外延也呈现泛化趋势。间接正犯泛化不仅使正犯与共犯的界限愈显模糊,而且侵蚀并瓦解了限制正犯概念及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二元犯罪参与体系。通过对间接正犯泛化现象的检讨,发掘并梳理参与犯刑法评价的基本向度与合理方法,反向推演刑法上科学的行为人概念,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新尝试,对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准确定位乃至重构具有导向意义。我国现行刑法有关共同犯罪的规定与扩张正犯概念、统一正犯立法的基本精神及价值旨趣不谋而合。在以统一正犯为视点的我国刑法语境下,间接正犯概念应予消解。

两类犯罪参与体系理论比较研究——兼评我国刑法的犯罪参与体系

在各国关于共同犯罪的刑事立法中,存在着区分正犯与狭义共犯的二元参与体系和不作上述区分的统一正犯体系两大类型。统一正犯的本质并不在于是否区分不同的参与样态,而在于对统一正犯而言,不同的犯罪加功样态并无刑罚制裁资格上的重要性;二元参与体系在法律条文中,不仅就犯罪成立概念性地区别正犯与狭义共犯,亦于刑罚评价上区别二者之体系。二元参与体系的主要特点并非在于对犯罪加功类型的区分,而是其在规范上对于不同的加功样态机械地配置了轻重不同的刑罚效果。统一正犯概念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避免参与类型区分上的困难。我国刑事立法上对犯罪参与体系采用的是统一正犯概念,共犯自然不需从属于正犯成立。

我国刑法共犯参与体系性质探讨——从统一正犯视野

在各国关于共同犯罪的刑事立法中,存在着区分正犯与狭义共犯的二元参与体系和不作上述区分的统一正犯体系两大类型,两种体系各有不同的特点。我国刑法并未提到正犯的概念,我国学者在共犯研究中鲜有涉及到我国犯罪参与体系性质的问题。我国刑法对共犯分类采用的是统一正犯体系,与传统的统一正犯体系相比又具有我国的特色。确定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参与体系性质对于我国共同犯罪理论与实务上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有重要意义。

犯罪参与论诸概念逻辑关系之辨正

限制正犯概念与扩张正犯概念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构成要件观念,对此二概念不宜进行折衷,而只能是二选一的关系,且由于此二概念是共犯从属性与共犯独立性的上位概念,因此,从逻辑上看,限制正犯概念与扩张正犯概念理应成为参与论中的基石概念。对扩张正犯概念的理解,应区别为立法论意义上及解释论意义上两个层次。共犯独立性是逻辑不彻底的产物。

北欧刑法中的犯罪参与:同一主题的各种变体

从属性原则是考察统一正犯体系与区分制体系间相似之处与细微差别的理论要素之一。北欧刑法在犯罪参与体系上存在不同的路径选择,丹麦、冰岛与挪威选择了统一正犯体系,芬兰与瑞典选择了区分制体系。丹麦刑法赋予参与行为等同于实行行为的普遍可罚性,对于部分参与犯可以减轻处罚;挪威刑法中并没有关于犯罪参与的特别规定,两国刑法都没有体现从属性原则。瑞典刑法明确区分参与行为与共同实行,以及参与犯的不同形态,但允许法官灵活判断;芬兰刑法的规定最为传统、严格,从属性色彩最强,但实践中共同实行的范围受到了扩张。除历史因素外,北欧国家间路径的分歧还在于其对实用主义与合法性原则的不同态度。统一制与区分制都可以获得理论上的辩护,但在国际(地区)性法律文件不断增多,以及有组织的犯罪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前者正逐渐取得学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