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提携”与“军需统制”:战时日本对上海橡胶工业的侵入与控制

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特别是一战前后,日本对华资本和商品输出规模迅速扩张,在矿产资源、交通运输、化工盐业、纺织业、金融业等行业内的经济势力不断增强。橡胶业为近代新兴行业,因橡胶制品有广泛的民用及军事用途,日本也综合运用其政治、军事及经济优势,楔入到以上海为中心的行业产业链之中。在1931年前,日本主要通过开设洋行参与贸易、设立企业、输出设备等方式,扩大在行业中的参与度。到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仅扩充日资厂规模,且通过企业并合方式侵占华资橡胶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橡胶军民制品需求急剧提升,日本当局在“经济提携”“技术提携”口号下,对原有同业组织进行重组整顿,设立日华護謨(橡胶)工业组合联合会,对原料、生产、销售诸环节实施全行业控制,将华商工厂全面纳入日本的战时物资供给体系之中,使之呈现出鲜明的殖民地依附型经济特性,原有的“国货全能”的发展计划被中止破坏。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从扩充日资厂到侵占华资厂,从企业并合到行业控制,日本对上海橡胶工业的侵入,反映了日本将军事侵占与经济控制相结合以实现“现地自给”的扩张路径。

抗战时期大后方水泥工业统制措施及其影响——以四川水泥公司为中心的分析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为了准备长期抗战,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设立水泥管理委员会作为统制大后方水泥的核心机构,对水泥工业施行了严格的统制,以保障军事民用的需要。战时水泥工业统制涉及企业近十家,其中尤以四川水泥公司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水泥管理委员会通过配发准购证及核定销售价格等方式,全面控制了四川水泥公司产品生产和分配。战时水泥统制的施行一方面有利于保障战时军事物资供应,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在严密的统制经济管控之下,四川水泥公司丧失了自主定价和自由经营权力,从而导致经营效益日趋下滑,对企业发展产生了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医疗与人才:国民政府时期公医学生的培养、统制及变迁

国民政府时期,旨在促进医疗事业平民化、公共化的公医制度一度被引入中国进行尝试,并应这种制度的人才需求而催生了公医学生群体。公医学生在读书期间享受一定优惠政策,但毕业后却有一定的服务要求,就业不能自主。随着国民政府在高校学生中公费制度的实行及其范围的扩大,公医学生享受优惠政策的优势逐渐丧失。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只得取消了公医学生服务的强制性要求。这一取消,虽然使公医学生得到了解脱,但客观上又无法保障公医制度的人才需求。

侵占期(1939—1945年)日本在海南岛的思想统制体系研究

1939年2月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占领海南岛。为了控制岛内舆论及民众思想,日本建立了一套以日方为支配主体的思想统制体系。首先,日方通过海南海军特务部政务局,掌握了在岛内实施思想统制的行政主导权;其次,日方全面控制了岛内的教育体系,使教育沦为其实施思想统制的工具;再者,日方完全垄断了岛内的舆论宣传体系,制造出一个封闭的单一的舆论环境;最后,日方采用严格的警察制度及保甲制度,形成了严密的思想行为监管机制。

经济统制政策视阈下的伪满商工公会研究

为推行服务于日本侵略战争的经济统制政策,伪满洲国政府在日本的操纵下,于1937年颁布《商工公会法》,将原有的中国商会和日本商工会议所统合为商工公会。为了配合伪满洲国经济统制政策的实施,伪满商工公会组织了对地方经济的调查活动,建立了以参事会为核心的物资统制配给体系,动员了包括儿童在内的伪满洲国群众服务于战时经营与代用品生产活动。在参与经济统制、处理伪满政府与工商业者关系的过程中,商工公会呈现出利用旧有的中国商会网络增强统制能力、以完善经济统制体制为目的的帮扶工商业者及侵蚀以中国商人为主的小工商业者利益的特点。文章通过对伪满商工公会的考察,揭示了其在伪满经济统制中服务于日伪当局经济控制和掠夺的本质,为探讨沦陷区工商业团体如何被日本利用于经济侵华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全面侵华时期日伪政权对华北猪鬃的统制与掠夺

猪鬃是近代重要的工业及战略物资,无论在作为生活用品的毛刷还是在坦克机枪喷漆清洗原料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用途。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国际市场上猪鬃出口第一大国,华北地区作为猪鬃产地,又处于北方出口转运中心,其猪鬃生产极为重要。全面侵华期间,日本为弥补本国工业生产所急需的猪鬃材料,在华北地区制定了专门的猪鬃发展计划,成立相关统制机构,进行大肆掠夺。从出口数据来看,该时期华北、东北两地的猪鬃生产量值占了日本消耗猪鬃量值的八成以上,日本对中国的殖民罪恶可见一斑。

陈嘉庚对战时教育统制的批判与抗争——以1941年南洋侨师设立纠纷为中心

本文聚焦于1941年南洋华侨师范设立纠纷,探讨了陈嘉庚与国民政府在教育统制问题上的分歧与抗争。陈嘉庚最初倡设国立华侨师范学校,以适应战时国策并缓解困境故土与侨居地的教育困境。然而,奉行“一党训政”的国民政府企图遥控南洋华校,陈嘉庚遂转向自主办理,以保护华侨教育免受政党斗争波及。依凭《南洋商报》和《民潮》等舆论阵地,陈嘉庚联合南侨总会、闽侨总会等社会团体,发起了广泛而热烈的抵抗运动。本文认为,陈嘉庚对海内外中华子民的深切悲悯,是驱动他不懈抗争的动力源泉。而他关于教育去政治化的思索与行动,不仅揭破了国民政府教育统制的虚伪性与局限性,亦为华侨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全面抗战时期徽州经济统制政策探析

抗战爆发后,徽州作为江浙皖一带最大的国统区,周边地区都沦陷为敌占区,物资交流异常困难。迫于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困难,徽州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战争时期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正常运行,实施战时金融统制,扩大战时生产,发展合作事业,不断加强对敌的经济封锁,并对粮食进行统制,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这些举措客观上起到了经济“助推器”与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不仅维系了徽州地方社会的稳定状态,也有效地支持了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抗战。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国民政府为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逐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抽取力度,徽州稳定的社会秩序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日本革新官僚与伪满统制经济政策

“革新官僚”是日本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特殊官僚群体,在日本的政治和经济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大批经济革新官僚在九一八事变后前往伪满洲国任职,并实施了一系列统制经济政策,当时的中国东北地区由此也被称为“统制经济的试验场”。通过梳理日本革新官僚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原因,并对其在伪满所实施的统制经济政策进行分析可知,他们的所作所为绝非为了中国东北的工业化和东北的发展,其具体举措无一不是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

战时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经济统制及掠夺

日伪殖民统治东北时期,在经济上实施严酷的统制政策,目的就是要把东北经济纳入日本的战争体系中,扩大侵略权益,独霸中国。日伪经济统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一步挤压了东北民族经济的生存空间,使民族工商业迅速衰落,东北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加剧了东北殖民化进程,使东北完全沦为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战略物资供应地。

“殖民掠夺”还是“开发建设”?——《统制与掠夺——日伪统制时期中国东北殖民地工业体系研究》读后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中国同国际社会一道通过东京审判及其他审判,判定了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严惩了一批日本战犯,但深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的日本政客、保守学者和右翼分子,总是试图否认战争责任、歪曲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战争。例如,战后日本的“满史会”竟说日本于1906年创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

动词投射内的非对称成分统制与抢偷类双宾结构的句法研究

动词投射内的非对称成分统制分析认为,汉语抢偷类双宾句中的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形成一个具有隐性中心语的VP而非领属性NP。文章为此提供了一系列的实证证据,其复合中心语中的非宾格词素可以回答可学性问题,即仅凭微量输入即可弥补刺激贫乏的不足(POS问题);其结构构建可还原为最为基础的最简合并操作,因而可以回答可进化性要求;而英汉差异是外化过程中形态组合方式的不同所致,因此可回答普遍性要求。据此动词投射内的非对称分析方案符合强势最简命题(SMT):语言是计算效率极为优化的思维系统,句法结构的构建遵从基于合并的共性原则,跨语言差异则应源于具体语言的形态组合和成词方式(Chomsky,1995,2021c)。

“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的新闻统制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借助于中央社对国内新闻的垄断权,不仅控制了所属报刊的信源,而且通过中宣部控制了民间报刊的报道及社论导向,试图利用战时新闻统制把事变定格为单纯的整饬军纪,而非党派间的政治问题。重庆新闻检查所严苛审查《新华日报》的消息采编,使得“皖南事变”真相难以在重庆传播。国民党中宣部、三青团唆使重庆报业公会拒绝派送《新华日报》,试图切断该报的发行渠道。中国共产党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采取一日双版、发行增刊的办法予以应对;借助外国记者的向外报道,突破国统区的新闻统制;就中共代表是否参加国民参政会问题引发的媒介关注,把“皖南事变”部分真相传播出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京沪地区的煤炭统制

始于民国初年的现代煤矿调查,为国民政府经济部门确立矿权、统合资源及规划发展提供了专业依据。基于此,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京沪地区在全面抗战初期进入了经济部门主持的煤炭统制状态。一个面向区域需求主动连接各矿区,努力调动运输资源的联合协商机制,成为国民政府在战时解决燃料供应的主要运作模式,并在战后继续服务于京沪地区的经济重建。就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意义而言,煤炭统制最初具有规划和组织行业发展的意味,而战争环境让其丧失殆尽,最终成为一种资源危机下的权宜之计。统制经济体现着国民政府对于产业部门和社会需求的观察、思考和行动。面向需求的供需平衡基于长期的产业调查统计而具有了一定的操作性。明确实施目标和理论参照之后,行政机构开始在煤炭的生产、运输和配售等各环节组织起一个基于联席会议机制的规程。既有研究大多将之解释为一种资源危机下的应对,而此机制在战争环境下丢掉了规划发展的一面,导致变形,失去了思想本原。

战时经济统制下朝鲜米对华北的输出

日本全面侵华初期,华北地区发生严重的米荒,对朝鲜米需求量很大。巨大的市场前景使朝鲜商界对华北产生兴趣,但日本政府为加强粮食统制,限制朝鲜米对华北的输出。围绕朝鲜米对华输出问题,朝鲜殖民当局和日本政府存在分歧,在朝、在华日商与朝鲜殖民当局也存在矛盾,诸多利益方展开博弈。朝鲜米对华北的大量输出,是日本全面侵华初期的特殊现象,随着日本战时粮食统制政策的强化以及在华日军粮食自给政策的确立,朝鲜米对华北输出减少,基本丧失了华北市场。

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粮食统制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探索后开始推行粮食统制政策,此政策的实施,不仅化解了粮食危机、保障了军粮供应,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伪经济统制与上海地区城乡关系的变动——以米粮短缺与争夺为中心的分析(1937—1945)

关于近代中国的城乡关系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核心话题。学者们主要围绕近代城乡是共同发展还是城市剥夺农村而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且讨论的区域主要集中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即上海及其周边地区。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认为,帝国主义制造出一个把城市发展和农村过密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型经济体系.

中国集体谈判的困境与中国的一统制传统

中国在工业化以来,国家先后启动和推动了四轮劳资之间的集体谈判。然而迄今为止,这四轮集体谈判都未能成功或者尚未成功。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不断夭折的原因,认为集体谈判遭遇到中国传统一统性社会体制的强烈抵制。集体谈判与中国的一统体制不能相容。中国的雇主、工会乃至政府都因一统制的作用而缺乏集体谈判的理念和精神。未来,应该促进包括工人内生力量在内的各方理性行为的发展,实现对一统制的改良。

“统制经济”思潮述论

统制经济思潮出现于1933年,开始时,由于其概念混乱,它基本上被看作计划经济思潮的附属物。不过,当有人将调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思想注入其中后,它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意义———混合经济,并导致第二种中间路线的形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统制经济政策与国家资本企业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经济统制政策以应对战时经济。经济统制政策的目标在于加强战时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而大力发展国家资本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从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形成,国家资本体系的确立,以及经济统制政策与国家资本企业的互动三个方面,考察经济统制政策与国家资本企业的关系,以及经济统制政策下国家资本企业的发展及其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