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受法律的理性科学化——当代法学家的使命与继受法律的理论化

在大陆法国家 ,法律创制莫过于法典编纂 ,而法典编纂又以民法典编纂最为重要。所以 ,中国民法典编纂引发法学界和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 ,乃为情理中事。不过无论是此次民法典编纂的程序与方式 ,抑或已提交给人大常委会的初步草案 ,确实都暴露出了一些基本性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恐怕就是作者在此提出的理性与科学化法学的明显欠缺。应该承认 ,长期以来中国的法学基本上是实用法学 ,理性、科学的法学始终严重缺失。当然 ,这与中国读书人长久以来的人格依附性传统有密切的关联。学人们经世致用的怀抱和建功立业的热望不仅使之往往忽略了学者应有的学术人格独立和作为学者应追求的理性科学思考 ,而且还每每以承接各种形式的现代御用为本职和荣耀。在此情形下 ,当我们要完成一个民族性的、先进性的 ,但却必定要以科学、理性、逻辑和体系化为前提条件的法律发展使命时 ,就当然会面对诸多困难和两难 ,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一系列问题。事实表明 ,我国民法学界在理论和经验上的准备还远远没有达到法典编纂的要求。因此 ,杨振山教授和王洪亮博士将法律的理性化和科学化提到法学家使命的高度 ,并且以萨维尼的自由为核心 ,对整个民法体系的内在与外在的理性思考与逻辑构造予以考察 ,进而结合中国的实际对民?

超国界刑法学

传统理论认为,(刑)法学研究具有国家导向性。但从孟德斯鸠和维柯,到李斯特、弗莱彻,百余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并推广刑法学研究的普世化和国际化。时至今日,超国界刑法学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超国界刑法学不是研究国际法或国际化的刑法规范的学科,而是以共同的方法论和尽量少且中立、开放的超实证主义基础为核心形成的跨国学术研究范式。这种范式既有其理论上的可行性,客观上,虽面临一定困难,但也具备形成这样一个体系的条件。其研究范畴目前以对刑法总论问题的教义学研究为主,但越来越多的分则问题和技术刑法等新兴领域被纳入其中,还应包括对刑事诉讼法的教义学研究和对犯罪学的研究。目前看来,西班牙语地区、东亚国家等已经摆脱了对德语区理论的单方面继受,在超国界刑法学框架内与德语区学者平等探讨,甚至有逐渐引领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