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与形成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家相关才能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环境绩效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实体企业金融化在东部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环境绩效,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则更易产生消极的环境绩效;(3)实体企业金融化初期的转型效应带来了积极的环境绩效,而随着金融化进程加深,其对创新的挤出效应产生了消极的环境绩效;(4)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实体企业金融化不断推进,企业家相关才能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

环保费改税能提高企业财务和环境绩效吗——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保护税是刺激企业降污减排、促进绿色生产、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激励手段,研究环保费改税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对企业减排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基于“零和博弈”和“波特假说”理论,以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环保费改税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显著激励作用,对企业财务绩效表现为初期抑制而滞后无显著影响,对环境绩效的激励作用补偿对财务绩效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探索影响机制发现,环保费改税通过倒逼绿色创新激励环境绩效、改善财务绩效。政策效应对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和三大经济区企业利好作用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深入推进政策实施和企业全面提升整体效益。

汽车制造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

从绿色供应链管理和大数据分析能力视角探讨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理,揭示绿色供应链管理和大数据分析能力在企业环境绩效形成过程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压力对绿色供应链管理实施与大数据分析能力有显著影响;绿色供应链管理与大数据分析能力对企业环境绩效提升有显著影响;大数据分析能力对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施有显著影响;在制度压力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中,大数据分析能力与绿色供应链管理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能够为汽车制造企业重视大数据分析能力建设和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提高环境绩效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市场型环境规制、碳减排与企业环境绩效:来自中国碳市场的证据

中国碳市场政策的持续推进,标志着环境规制体系逐步从命令控制型向市场激励型转变,准确测度碳市场作为环境规制工具的政策效应对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A股上市企业ESG环境得分和财务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改进的BP神经网络模型估算的上市公司碳排放强度,并使用多时点DID模型实证检验发电行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于参与企业碳排放量及环境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发电行业全国碳市场的推行显著降低了参与企业的碳排放量,并提升了企业ESG环境得分;发电行业全国碳市场可以通过提高控排企业的创新水平来改善企业环境绩效。因此,中国应逐步扩大碳市场覆盖的行业和范围,引导企业不断加大创新投入,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污染治理能力。

绿色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因果森林算法的分析

基于因果森林算法的分析,依据2013—2020年A股359家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测度绿色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绿色创新有助于降低运营成本和排污费用支出,提升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揭示,企业绿色创新的环境绩效与其债权结构和股权集中度紧密相关。鉴于此,需完善绿色创新评价体系,优化企业资产负债表,增强股东在环保议题上的影响力等,加速社会绿色转型发展。

“双碳”目标下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环境绩效——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

文章以2016—2021年重污染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环境绩效有正向影响,且在东部发达地区、成长期企业影响更显著;政治关联对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绿色创新在政治关联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效应。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环境绩效吗?——基于重污染企业的双重差分检验

为实现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多地实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利用2010—2020年我国791家上市重污染企业的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研究低碳试点城市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以及是否为重点产业企业都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更易受环境政策影响,政策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更能提升重点产业企业的环境绩效。研究结论为我国通过低碳试点城市政策促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数字金融提升企业ESG表现的机制研究——基于“环境—社会—治理”三维绩效分析

数字金融的发展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并改善了信息环境,可以增强企业绿色化转型、履行社会责任、完善公司治理的动力和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和治理绩效,最终实现ESG表现的显著提升。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并对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和治理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增加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显著,但数字化程度提高的影响不显著;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增加绿色投资和加强环境管理来提升环境绩效,通过降低内部薪酬差距和提高产品质量来提升社会绩效,通过增加分析师关注度和改善内部控制来提升治理绩效;数字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产品竞争力较强和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促进金融科技与企业ESG表现深度融合,推进ESG信息公开标准化,强化对企业ESG表现的监督管理;企业应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产品竞争力、培育先进企业文化,着力于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和治理绩效的协同提升。

CEO绿色经历能否提升企业环境绩效?

在环境污染愈发严重、环境保护目标愈发明确的背景下,企业作为污染排放的重要源头,实现环境绩效提升与可持续发展成为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CEO是企业经营决策的主要执行人,CEO所具备的绿色经历是否以及如何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影响?论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CEO绿色经历和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雇佣具有绿色经历的CEO能够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在非国有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重污染型企业中,具有绿色经历的CEO对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具有绿色经历的CEO能够降低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提升环境绩效;同时,分析师关注、媒体关注和公众环境关注正向调节CEO绿色经历对企业环境绩效提升的作用。研究结果丰富了CEO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将为企业合理利用人力资源,降低污染排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理论与实践意义。

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基于绿色创新和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供应链数字化为企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其对企业环境表现的潜在影响仍待进一步研究。以2013—2021年中国1646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显著改善了企业的环境绩效,供应链数字化提高企业环境绩效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两种途径;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积极影响对于国有企业、数字化程度更高的企业和处于环境规制较强区域的企业效果更为显著。据此,建议加快数字化基础建设,满足数字化转型的多层次需求;高度重视供应链数字化的绿色效应,打造绿色技术创新新引擎;完善相关环境规制,构建数字经济下企业前瞻性环境治理体系。

京津冀地区企业绿色投资的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研究

京津冀地区作为经济重镇,面临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尤其在融资约束下,绿色发展与经济效益双赢成为难题。为了提高京津冀地区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文章创新性地提出一个综合理论框架,将绿色投资细分为技术创新和环保投入两大路径,并深入探讨了融资约束对不同绿色投资路径及企业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通过对614家京津冀企业样本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的环境绩效(系数为-0.214,P=0),而技术创新和环保投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研究还发现不同地区和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绿色投资路径选择及其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上存在显著差异。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基于上述发现,研究为政策制定和企业实践提供了参考,建议政府加大绿色投资政策支持,推动区域合作,鼓励企业灵活选择绿色投资路径,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

企业创新对环境绩效影响的研究述评

随着现代社会工业产业的不断进步,全球生态环境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绿色发展理念逐步在全球推广并获得广泛认可。本文从绿色创新发展内涵入手,阐述了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的特征要义。着重讨论了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作用,在归纳创新与环境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创新与能源效率、创新与碳排放、创新与企业长期竞争力等问题,认为企业创新对于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增强企业长期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文末梳理了创新对环境绩效影响的体系框架,理清了创新与环境绩效相关概念的逻辑关系。

环境绩效、产品市场竞争地位与环保投资--兼论企业环保投资的产品市场驱动效应

文章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考察环境绩效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地位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绩效越好,其后期环保投资强度就越大;产品市场具有促进企业后期环保投资、提升环境绩效的驱动作用。分组回归显示,非国有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地位在环境绩效与企业环保投资关系中的正向调节效应更为显著。建议企业加大环保投资力度,提升环境绩效,形成绿色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引导绿色消费,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强化产品市场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驱动作用。

绿色信贷的实施是否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基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协同效应”

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颁布为时间节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选取2008—2022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企业技术创新能够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管学历背景较高、处于成长期的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提出应从前端治理开始引导企业最终实现绿色化发展,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断提升自身的环境绩效。

供应链关系对重污染行业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

文章以2015—2021年重污染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从动态的供应链关系视角出发,基于资源依赖、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和竞争优势理论,探索性地研究供应链波动性影响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波动性对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关系型专用资产在供应链波动性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行业竞争度在供应链波动性削弱企业环境绩效的直接路径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即激烈的行业竞争缓解了供应链波动性对企业环境绩效的负向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制造业企业、大规模以及处于行业竞争弱组的制造业企业更容易受到供应链波动性的负面影响。

高管团队断裂带、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财务绩效

提高财务绩效是企业践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合理构建高管团队是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重要一环。文章对高层阶梯理论与团队断裂带进行深入研究,选取2014—2021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分析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环境财务绩效的影响,并引入了绿色技术创新作为调节变量。研究结果显示:高管团队社会相关断裂带与高管团队任务相关断裂带均对企业环境财务绩效起到抑制作用;绿色技术创新调节了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环境财务绩效的负向影响。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不同股权集中度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对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环境财务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发现在规模更小、股权集中度更低的企业中,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环境财务绩效的抑制作用更强,绿色技术创新所起的调节作用更大,该研究能为我国企业高层管理及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基于环境绩效的烟草商业物流可降解薄膜包装优化研究

目的在兼顾环境影响和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分析手段为烟草商业物流可降解薄膜优选及包装工艺升级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本文从可降解薄膜的力学性能及其包装方式入手,以生命周期评价法所确定的可降解薄膜环境影响潜值和相关经济指标作为基础数据,运用基于松弛测度的非径向、非角度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SBM-DEA)开展烟草商业物流可降解薄膜包装的环境绩效评价及冗余度分析。结果根据8种可降解薄膜的力学性能确定了3种包装方式,不同包装薄膜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潜能总值从大到小依次为C、D、E、LDPE、A、B、G、F、H。根据环境绩效测算所确定的可降解薄膜包装优选方案为A+缠绕包装I和G+缠绕包装I。结论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有助于全面分析可降解薄膜的环境友好性,可降解薄膜的缠绕包装具有突出的环境绩效优势,工艺升级和包装效率改进是提升烟草商业物流可降解薄膜包装环境绩效的入手点。

数字化赋能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基于环境绩效的检验

环境绩效作为企业绿色转型结果最直观的体现,是评价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基于2012—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可以显著改善制造企业环境绩效,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时滞性、变量选择偏误等问题后仍然成立,并且这种作用在不同产权性质、污染程度及环境规制强度下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绿色创新两个机制,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的环境治理效应实现了环境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协同,有效赋能绿色转型。

绿色信贷政策、低碳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

选取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效果显著高于非重污染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资本密集型企业环境绩效对绿色信贷政策变动的反应高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支持→低碳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企业环境绩效提高”的传导机制成立。对此,提出双管齐下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因企制宜实施针对性绿色信贷政策、双线并进推动关键性低碳技术创新,以此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山西省大气污染治理环境绩效审计浅议

作为全国能源基地,山西省的煤炭、电力、钢材、水泥等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发展对大气环境造成严重考验。为了全面改善大气环境,国家要求审计部门对山西省的环境治理工作进行及时的绩效审计,以提高治理工作成效。本文旨在介绍山西省大气污染现状及治理情况,并对该省大气污染治理绩效审计开展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找出问题的根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