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石与苏轼接受《维摩诘经》之异同

王安石和苏轼都接受了《维摩诘经》的影响。其相同处有三:一是“出家在家不二”的生活方式;二是处在人生低谷时,对《维摩诘经》的认同最深;三是接受此经不改儒者底色。其不同处主要体现在:他们引述《维摩诘经》的文字有所不同;对二人的思想与创作影响也有区别。王安石接受此经思想影响,不断解脱缠缚,走向自由;早期诗风多瘦硬,至晚年渐趋清新自然。性格外向的苏轼接受《维摩诘经》的影响,时常提醒自己要静默“无言”,并提出了“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创作理论。研究发现,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人们,接受大乘佛教经典《维摩诘经》对其创作及人生的影响是正面的。这对于我们今天仍有着积极的意义与启迪。

北魏云冈石窟维摩诘服饰研究

从云冈石窟现存的维摩诘造像入手,结合图像资料,从服饰样式、服饰形象演变及其成因等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云冈石窟维摩诘服饰搭配主要包括“深衣大氅式”“交领长袍式”“翻领短袍式”三类,同时出现了单髻、尖顶帽、平巾帻、平顶冠等首服,其中“深衣大氅式”和尖顶帽具有较多图像记载。纵观云冈维摩诘造像,其服饰形象经历了由胡装到汉服的演变,推断与维摩诘信仰的世俗化、图像传播、社会文化审美等方面有关。

榆林窟第32窟维摩诘经变探究

榆林窟第32窟开凿于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时期,该窟主室左壁绘制维摩诘经变。该经变独特之处是维摩与文殊间增加了“阿修罗护卫须弥山”和《佛国品》的组合图式。这一特征体现出对《佛国品》的强调,释迦的至尊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或与《佛国品》净土信仰有关,意在引导教化信众修习净土之志。

敦煌壁画维摩诘经变中的天竺人考证

维摩诘经变是敦煌石窟的重要绘画题材之一,各国王子问疾图最早出现于初唐维摩诘经变方便品中。自初唐至晚唐,在问疾图最前端的醒目位置不仅有黑身卷发,戴耳环、臂钏,跣足的人物形象,还有束发、留胡须,两侧有侍从的贵族形象。至五代人物数量增多,且演变为身披彩带,戴臂钏、脚钏的神化形象。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和图像的整理,可知该人物可能为唐五代的婆罗门僧人和刹帝利国王,即现今的印度人。天竺人形象的出现,是唐代丝路繁荣及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

吐鲁番文书中的《维摩诘经》及其注疏

吐鲁番出土的《维摩诘经》有三种译本:支谦、鸠摩罗什、玄奘。其中鸠摩罗什译本留存更多,与敦煌文献中《维摩诘经》译本留存占比最盛同致,反映鸠摩罗什译本更为广泛流传。在《维摩经》相关注疏中,同见于敦煌文献的有:罗什诸师单合注本《注维摩诘经》、慧远《维摩义记》、吉藏《维摩经义疏》《维摩抄》、神楷《维摩经疏》、道液《净名经集解关中疏》、《净名经关中释抄》、佚名《维摩义记》(P.2273、BD01032类)、《维摩经疏》(S.6381类)。只见于吐鲁番文献的有:支谦译本的两种注疏——《西域考古图谱》3-3和中村155-5,窥基《说无垢称经疏》,与慧远《维摩义记》密切相关的中村176-11。共见部分反映“敦煌不孤”,体现某种经疏曾在敦煌、吐鲁番两地广泛传播,凸显敦煌吐鲁番地区的空间开放性及佛教文化交流的繁盛;独见部分是孤本逸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写本与讲唱:斯3872《维摩诘经讲经文》的文本编辑与演经特征

本文从写本学视角对斯3872《维摩诘经讲经文》的残缺情况、纸张情况、剪裁、粘接、抄写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个写卷“经”和唱词(韵文)部分即文字较大较疏朗的部分抄写在前,演绎经文的部分即文字较小较紧密者应是后人补抄。补抄者将两部分交错粘接成为新的完整的写卷,从而将旧写卷改造成新写卷,这从该讲经文的演经特征,即讲经与唱词的对比中亦可得到证实。

魏晋维摩诘说及其艺术精神解析

魏晋时期,佛教为在中国生存,选择了与玄学相融合的道路,一种特殊的居士佛教由此而出现,相应的经书《维摩诘经》流行一时。本文通过对维摩诘其人的介绍、对此经书思想的剖析以及对《维摩诘像》的理解,透视其艺术精神及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响。

基于汉英平行语料库的《维摩诘经》三译本比较研究

基于《维摩诘经》三个影响较大的英译本自建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从词汇标记和句法标记层面对三译本进行数据统计,开展定性和定量的比较研究,探析各不相同的语言特征和翻译风格。研究发现:三译本的差异性与不同目标语读者群的设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维摩诘经变中各国王子服饰上的团花纹样研究

《维摩诘经变》是敦煌佛教的经变画之一,上面的各国王子图细致地描绘了王子的服饰。在这些王子的服饰中大量地出现了团花纹样,结合文献查阅和归纳总结的研究方法,对壁画服饰上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团花纹样在《维摩诘经变》的各国王子服饰中造型丰富,在不同年代有不同表现,并且受到中亚和西亚文化的影响。团花纹样在服饰上运用在身份高贵的人身上,在各国王子图中穿团花袍服、戴团花帽都是身份高贵的象征。

莫高窟第103窟东壁《维摩诘经变》赏析

莫高窟经变画在盛唐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在当时历史、经济、文化及画家个人创作的影响下,经变画形成了独特的宗教美学风格。相比隋朝的粗犷简单画风,盛唐的经变画主要运用工笔线描技法,写实也更为精细。构图更是首创以窟门为设计中心的“品”字形新型结构,成为之后经变画的设计典范。因此,对莫高窟第103窟东壁《维摩诘经变》的构图和线描风格进行二重解析,以窥见盛唐经变画内在的佛学理念。

S.P.76《维摩诘经变稿》试析──敦煌壁画底稿研究之四

Ｓ．Ｐ．７６白描稿，作者经过详细的分析研究，表明其中的三小部分是为敦煌壁画底稿《维摩诘经变稿》。作者又通过对敦煌莫高窟洞窟壁画《维摩诘经变》的考查，根据画稿与壁画在成作时代、画面内容、佛经版本、布局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对应一致，认为Ｓ．Ｐ．７６《维摩诘经变稿》是莫高窟第９８窟《维摩诘经变》的壁画底稿，同时也应为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壁画绘制的参照底稿。

《维摩诘经》的文学意义

《维摩诘经》是汉译佛经中最具文学性的作品之一，不仅情节生动，富有哲理情趣，而且成功地塑造了维摩诘这一人物形象。他智慧通达、辩才无碍、游戏神通，具有多重性格和复杂人格。作品通过戏剧化的情节和多重对比的手法，深刻表现了这一形象的性格特点和哲理意蕴。这一艺术形象所体现的佛教世俗化和世俗生活宗教化相结合的倾向，对中国佛教。

莫高窟《维摩诘经变》对《维摩诘经》的“误读”

敦煌莫高窟壁画《维摩诘经变》是根据《维摩诘经》绘制的,但在画师将佛经文本"具象化"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时代审美等方面的原因,制作出来的经变与佛经存在着不少的出入。这种对佛经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误读"现象,为我们研究莫高窟《维摩诘经变》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心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论《维摩诘经》之哲学思想

一苇渡江,白莲东来,作为“夷狄之术”的佛教从印度辗转来到中国。《维摩经》正是体现在家信徒形象的一部大乘经典,经中所谈及的成就佛国论、在家菩萨的利他实践观以及超越有无二道的存在观等,蕴含着现实主义哲学的深刻内涵,特别是对大乘般若空宗理论的诠释,更为精彩。本文试就《维摩经》

唐代胡服——唐代敦煌壁画维摩诘经变中的胡服考证

唐代敦煌壁画维摩诘经变中有十多个不同民族人物的图像,考证这些人物的服饰有助于了解唐代的胡服样式和民族关系。唐代是胡服流行的朝代,唐代的胡服概念宽泛而模糊。由于考古资料不够充分,维摩诘经变中的胡人身份多难以确认,文章使用图像比较和文献参考考证了唐代的波斯、高丽、吐蕃、回鹘、龟兹等民族的服饰。

《维摩诘经讲经文》的撰写年代

敦煌遗书中现存7篇《维摩诘经讲经文》,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文献资料,考察了其中5篇《维摩诘经讲经文》的创作年代。

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再探——兼及“子母注”问题

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为北朝写本,以大字为标目,小字书写注文,其体例为单注,而非"子母注"或集注。写卷背面也是《维摩诘经》注解,是抄者对写卷正面内容所作的补充,应定名作"维摩诘经补注"。该件写卷正背面可视作一个整体,作为《维摩诘经》早期注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新发现的《维摩诘讲经文·文殊问疾第二卷》校录研究

在已整理的敦煌变文中,有一系列与《维摩诘经》相关的文字。据前贤的推测,全部的讲经文篇幅宏伟,已知篇卷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国家图书馆藏BD15245(新1445)即为新发现的一种《维摩诘经讲经文》。该卷演绎《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中文殊受命前往维摩诘处问疾的部分,内容与《文殊问疾第一卷》相接。本文据原卷迻录BD15245(新1445)文字,并加以校注。

作为民间写经和礼忏仪式的维摩诘信仰

本文通过大量敦煌文物,从写经和礼忏仪式等方面,对民间的维摩诘信仰进行了考察,着重讨论了它不同于知识阶层的信仰特点。认为:维摩诘信仰在民间形成追求功德、广植福田的一般特征,迥异于当时士大夫阶层精密深微的义学佛教及僧伽阶层实践禅修的佛教。在民间,维摩诘一直被中国民众作为一位救苦菩萨来崇信的,其效验等同观音、药王等神祇,反映了中土庶民佛教信仰的多样性和渗透性。这一特征不仅表现在大量民间写经的题记中,亦表现在用于礼忏仪式的启请文、患文及维摩变相之中。

中古敦煌《维摩诘经》的书写--以藏经洞维摩写卷为中心

此文以对藏经洞约1173件维摩写卷遗存的考察为基础,就中古敦煌《维摩诘经》的翻译、书写、流传与庋藏情况作了初步研究。作为物化在确定时代和地区的经验官能的产物,佛教功德思想贯穿中古敦煌《维摩诘经》书写的始终,并主要呈现为课业或功德、供养或受持以及祈福禳灾三种形式,另有浩繁写经虽为经生应约所写,亦不离其宗。此文还对S.2282、S.1864号维摩写本的年代作了研究,并推断S.2282号《维摩经》应写于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或前后距之不远的晚唐时代,而S.1864号《维摩经》则应写于唐贞元十年(794年),而非"甲戍"(7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