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费者维权过度——自权利滥用的视角

从法律角度考虑,消费者维权过度实质是权利滥用的表现。这种过度维权不但恶化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可能会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损害维权者自身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此,我们应采取增强消费者的法律意识、简化维权程序降低维权成本、加大行政机关执法力度、加强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等措施消解消费者维权过度现象。

维权过度无罪论

维权过度本质上是一种认识错误,维权过度对超过索赔限度存在疏忽大意的过错心理。维权过度因为是疏忽大意的过错心理,而过失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所以,维权过度不能构成犯罪。设套约谈消费者涉嫌诬告陷害罪,为虎作伥的公职人员涉嫌徇私枉法罪。对从事生产销售的商家实行社会监督、打假维权具有法律依据,应当褒奖和支持他们的为民请命,而不应妖魔化其促进社会公益的见义勇为。

“维权过度”的法理冷思考

"维权过度"是近年来才频繁出现的词语。"维权过度"和"难以维权"同样反映了我国消费者保护机制、手段的不完善。文章从法律角度分析"过度维权"产生的根源及其行使的界限,"维权过度"应当对应的责任形式,对于加强消费法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维权过度与敲诈勒索界限研究

刑民分界一直是法学研究的焦点,研究维权过度与敲诈勒索的关系对研究刑民分界具有重要意义。维权过度与敲诈勒索是两个界限分明的法律概念。国家应该通过完善民事立法来调整维权过度的行为,而不应该将维权过度纳入敲诈勒索的范畴来调整。

索赔还是勒索:民刑分界的模糊地带——如何区别消费纠纷中的“维权过度”与敲诈勒索

在消费者与经营者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时,消费者以遭受损害为由,以通过媒体曝光或者以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开相要挟,向商家提出天价索赔的现象屡有发生。司法实践中,有些司法机关将此类行为定性为"维权过度",不作为犯罪处理;也有的司法机关将其作为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理论界也有不同观点的争鸣,无罪论者认为对"维权过度"行为定罪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损害了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有罪论者则认为,消费者非理性维权,侵犯了经营者的合法财产权,破坏了法律秩序,应当作为犯罪处理。考察域外立法及司法对此类行为的认定,对维权过度型敲诈勒索行为进行分类甄别,区别不同情形做出处理,以期切实保障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实现刑事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索赔还是勒索:民刑分界的模糊地带——如何区别消费纠纷中的“维权过度”与敲诈勒索

在产品质量纠纷中,消费者以遭受损害为由,以通过媒体曝光或者以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开相要挟,向商家提出天价索赔的现象屡有发生。"维权过度"与敲诈勒索的界限是一个民刑分界的模糊地带,成为司法实践中令人困惑的难题。消费者以维权的名义实施敲诈勒索,侵犯了经营者的财产权,具有社会危害性。但从刑法的谦抑性、保护消费者维权积极性和发挥刑法教育机能的角度出发,不宜一概追究刑事责任。针对维权过度型敲诈勒索的惩处,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分类甄别,宽严适度,以有效保障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维权过度与敲诈勒索罪界限的研究

消费者合法权益因商家销售的商品、提供的服务存在质量问题而遭受侵害,消费者以向新闻媒体曝光或者在自媒体上发布相关信息的手段,向商家索要巨额赔偿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这一问题在刑法实务界和理论界众说纷纭。对消费者过度维权行为的定性不能"一刀切",必须进行层次性的刑法分析。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于构成要件层面对各要素进行实质解释,于违法性层面展开实质性法益衡量,从而厘清敲诈勒索财产犯罪与民事财产纠纷的界限。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边界研究

由于实务中案件情况复杂,加之法律本身固有的滞后性,行为人的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之间存在着一条并不明晰的界限。为厘清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边界,通过研究相关案例,分析实务中过度维权入刑的司法现状,从知假买假者的身份认定、维权依据、索赔数额和维权手段几个角度解构司法认定争议,尝试划清两者界限。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认定,应当在法益价值衡量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市场秩序现状、公众法治意识、维权成本与权利救济途径,谨慎入罪。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辨析——以限缩解释方法展开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相似之处,但前者的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后者,不应轻易界定为犯罪。为平衡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辨析二者时应采取限缩解释方法,将符合条件的维权行为进行出罪处理。在法益层面,由于正当权利基础的存在,维权行为并未造成被害人的实质财产损失,不具有财产方面的法益侵害性。判定权利基础时应采取尽可能宽松的标准,不论是法定权利还是自然权利抑或道德权利,都能够成为合理的权利来源。在主观目的层面,充分的维权依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排除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只有当行为人主观上完全出于故意侵犯他人财产的恶意时,才能认定其目的上的非法性。索赔数额与非法占有目的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高额索赔只是行为人进行谈判的手段,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客观行为层面,过度维权也可能采取胁迫手段,虽然不一定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可能满足其他犯罪的成立条件,对其依照相关规定处理即可。

过度维权和敲诈勒索罪的区别

近年来,经济发展飞速的同时人们的维权思想也随之进步,在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会通过法律的手段维护 自身权益。但是,部分消费者对于自身权益的维护会超过限度,例如通过不当的手段、通过提出要求巨额赔款等方式来 维护自身权益。这种维权的方式和行为已经超出了所维护的范围,提出过分的维权要求更可能触碰敲诈勒索罪的范畴。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在实施行为上存在共性,但是二者的社会危害性显然不同,敲诈勒索罪的社会危害远超于过度维 权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逐渐增多,由于消费者多重心理等因素使其维权行为超出范围,导致 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产生混淆。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维权行为的规范性、正当性与合法性,消费者维权的手段是否碰触 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行为,消费者获取索赔金额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等角度对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进行区分,避 免过度维权的行为导致构成敲诈勒索罪。

民刑交叉视野下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界分

经济消费领域,消费者以维权名义向商家索要财物,否则就将商品瑕疵或其他商家过错进行举报或是曝光的行为究竟属于维权行为还是敲诈勒索行为,一直是受到重点关注的民刑交叉问题。该行为的界分之所以存在困境,主要原因是对于其究竟是否存在对法益的侵害的疑问。我国现有研究除一律入罪或者一律出罪这两种一刀切的认定之外,还存在着通过对非法占有目的、权利基础、维权手段及索赔数额进行不同排列组合认定的类型化认定标准。但是这些认定路径和区分标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瑕疵。基于此,结合相关域外经验,发现通过剥削原则,以消费者“多次敲诈”进行强剥削关系的认定这一路径更为妥当,不仅可以证明对自由意志法益的侵害,还可以消解敲诈悖论问题。

恃弱型过度维权现象解析——以基层信访调研资料为例

恃弱型过度维权现象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痛点"之一。本文以基层干部的访谈资料为基础,探讨了恃弱型过度维权现象。研究发现:小部分弱势群体以悲情表演、撒泼耍赖、威胁恐吓、暴力对抗等方式,向基层政府过度索取利益;基层政府的回应策略主要有说服调处、柔性管控、制裁震慑等方式。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社会根源有:法制不够健全;维稳政策执行偏差;基层权责不对称;闹事心态助推。

对过度维权行为的刑法评价

过度维权行为从性质上讲,属于行使权利范畴。行使权利通常是不会构成犯罪的。但如果在行使权利过程中,超出了不得损害他人合法利益和社会利益这一边界时,其行为已不是行使权利而是滥用权利行为,滥用权利可以构成犯罪。对过度维权行为的刑法评价:一是行为人所主张权利超出权利范围,但在手段合法的场合,属于行使权利行为,不构成犯罪;二是行为人所主张的权利没有超出权利范围,但在手段不合法的场合,可能构成财产罪以外的其他犯罪;三是行为人所主张的权利超出权利范围,且在手段非法的场合,则构成敲诈勒索罪。

消费领域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实务考察与理论再塑

对于消费领域的过度维权行为是否超出了“社会相当性”而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刑法理论与审判实务围绕着维权依据、索赔数额、维权手段展开了争论。刑法理论上,持违法一元论的论者更多地强调维权行为有民法上的依据,基于民法依存模式而主张限制敲诈勒索罪的认定。持违法相对论的论者,更强调秩序维持模式而主张扩张敲诈勒索罪的认定。审判实务并没有完全贯彻某一种理论,行为人是否具有维权依据是认定敲诈勒索罪的关键要素,索赔数额是否合理在认定犯罪中的地位也在逐步提升,维权手段的不法程度在认定敲诈勒索罪中处于次要作用。行为是否超出了“社会相当性”而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应考虑公众法治观念、维权的规范意识、权利保护与救济的现状等,而非简单的公式化考量。法治的文明亦要求权利行使的规范化,因此应适度扩张过度维权的入罪范围。

扩张与限制: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界分

对于消费纠纷中过度维权行为的构罪问题,应采取适度扩张的态度,以媒体曝光为要挟手段向商家索要巨额赔偿的行为,应以敲诈勒索罪论处。对于债务纠纷中的过度维权行为,应在充分考虑其特殊情况的基础上,采取合理限制的态度,除了以非法手段为要挟实现衍生债权的行为可以构成敲诈勒索罪外,对于以非法手段为要挟实现原始债权的行为不能认定构成敲诈勒索罪,对于因民间纠纷产生了精神损害的,行为人以非法手段为要挟索要财物的行为,即使可以认定构成敲诈勒索罪,也应严格限制其入罪标准。

从典型案例看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

过度维权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通过对典型案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审判实践对此问题处理不尽相同。基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审判实践对过度维权抱着谨慎入罪的态度,且出现"同案异判"的现象。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既要考虑维权行为是否具有合法依据,还要考虑维权手段是否合法,不能仅仅依据索赔数额作为罪与非罪的界限。

对过度维权行为的刑法评价

过度维权行为是维权的一种方式,在一定条件下有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可能。因为,以向媒体曝光相威胁向他人索要财物,与单纯向新闻媒体投诉只是将问题曝光于社会的性质是不同的,已符合敲诈勒索罪手段的威胁性;高额索取他人财物,在不能证明其要求具有合理性时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只要存在侵权纠纷的原因,就能成为敲诈勒索罪的违法阻却事由。

过度维权的违法性评价

过度维权乱象丛生,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关于过度维权能否进入刑法视野成立财产罪的问题,极具争议。因此,需将过度维权行为放在犯罪论体系中来考察其违法性。从刑法保护法目的出发,我们应当结合社会相当性理论,以及权利行使目的正当性、行为手段的正当性、法益均衡性等要素,对过度维权的违法性进行评价。

论“消费者过度维权”中的敲诈勒索罪

伴随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敲诈勒索罪在消费者过度维权行为中是否存在适用空间以及二者的界限问题在理论与实务界引起广泛争论。矛盾焦点有二:一是“天价索赔”行为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关联性问题;二是“以检举、曝光相威胁”行为与认定敲诈勒索罪中胁迫行为的关联性问题。对此应综合考量消费者维权行为是否具备法律依据与事实依据、其行为目的是否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以及其维权手段是否具备合理性与必要性。在平衡法益保护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正视敲诈勒索罪在消费者过度维权行为中适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谨慎审查消费者行权基础以及胁迫内容与行为目的的直接关联性,重视过度维权行为入罪的严格限制,细化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的界分。

消费者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界限探究

近年来消费者一改往日的弱者形象,维权意识逐渐增强,但维权行为中不乏以威胁商家为手段求取高额赔偿,这与刑法中敲诈勒索罪的行为构成在一定范围内重合。而消费者维权行为是民事维权中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界限不清往往会造成司法混乱。要依法将这类边缘案件定性,不仅需准确分类消费者过度维权行为,借鉴国内外相关法律和理论,还应从刑法法理的角度讨论行为认定问题并从根源上减少过度维权行为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