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稳政治”到“法治中国”

作为一种维系社会转型期秩序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维稳政治"虽然具有相当的现实合理性,但其手段与目标的背离导致了"越维稳越不稳"的困局。其根本原因在于维稳思维与机制运行本身落后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亦不能回应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法治中国"内含着以法治思维为指导、以法律为依据、以维权达成法律秩序的目标追求,为"维稳政治"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维稳政治"向法治国家的转变因而是建构现代中国法治文明的必然选择。

当代中国的“维稳政治”:沿革与特点——以抗争政治中的政府回应为视角

本文从历时与横切视角,集中讨论了中国大陆政府的"维稳政治"。近三十余年来,政府维稳已逐步脱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政法体制的总体框架,走向了"全面维稳"体制。这种全面维稳的政府回应体制是一种"全员动员"体制,在缺乏应有的法律指引和专业规范的条件下,只能在"压力型的运动式治理"框架内运行。为此,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维稳技术尽管"日臻完备",但其手段和策略却多是行政的、政治的,甚至是不合法的。这种政治化而非法治化的维稳政治,正是"全面维稳"与"全员动员"体制所固有的脱离法治化和专业化、强化行政化和政治化之本质所在。

超越“维稳的政治学”——分析和缓解社会稳定问题的新思路

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兼有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的特点,人格的冲突、情绪的对抗是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得以发生和持续的关键动力。1990年代各级地方政府所推行的维稳政治学存在着"开口子"与"拔钉子"的张力,运动式治理与制度化治理的矛盾,行政主导与法律治理的对立。缓解社会稳定问题的新思路在于破除僵硬的维稳机制,形成以利益均衡为主导的社会矛盾化解模式。

基层维稳法治化的困境与超越——基于“反应性”政治模式的角度

"维稳政治"作为"反应性"政治的一个概念,一种维系社会转型期秩序的手段,虽然具有相当的现实合理性,但由于其背离了法律要求,将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困境。社会稳定有赖于法治保障,法治优化着社会稳定的环境,并为行政执法提供制度支撑。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应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寻求有效化解的路径,以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实现维稳模式的现代化转型和突破。

邻避冲突治理结构的反思与重塑——基于案例的实证分析

当前,一系列邻避现象突显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缺乏法律程序理性的“无规则互动”。邻避设施“一闹就停”的背后,折射出政府的治理结构无法因应邻避难题。一般而言,邻避抗争者的行动策略可归结为“前期的隐忍谋和后期的过度诉求”二阶模式。与此相对,政府的因应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立场左右下,依次采取强硬、妥协和正当化的策略。在科技理性和维稳政治的两极化邻避冲突治理结构中,现行以技术官僚为主力的环境治理范式在处理邻避问题时,往往在科技迷思与政治运作之间徘徊。为此,应当从邻避设施选址引入公众参与、事中加强邻避设施运营环保督察、事后为邻避冲突攸关方提供沟通协商渠道等法律程序维度重塑邻避冲突治理结构。

维稳的转型及转型安排

经历十年纠纷矛盾多发期,我们开始探索新的处理矛盾机制。由政治维稳向法治维稳转型,是当前重要的政策选择。法治维稳在允许纠纷矛盾存在的前提下,致力于用规则预防和化解纠纷矛盾,做到维权与维稳并重。不过,要顺利实现转型,既要在实质上建立事先的预防纠纷发生的机制和事后的有效处理机制,也要做好转型期的安排,为管理者设置合理的评价标准、恰当引导当事人的行为和建立救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