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我国法学现代化——关于划清马克思主义法学与维辛斯基法学的界限问题

针对我写的《三论我国法学现代化——关于法的概念的外延问题》(《政法学刊》1986年第3期),惠新宋同志发表了《法的概念和系统论原理——答吴世宦同志》一文(《政法学刊》1987年第1期),认为法律只能是“国家意志”即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法律与国家、阶级密切联系而不可分割,原始社会没有阶级和国家,没有法律,到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国家,也就没有了法律;法律与阶级、国家共存亡。

新中国法理学七十年:变化与成长

中国法理学七十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苏联版“国家与法的理论”时期(1949-1977年),“法学基础理论”时期(1978-1993年)和不同知识-理论谱系的“法理学”成长时期(1992-2019年)。法理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使命,面对不同的理论难题,其进退兴衰具有制度依赖性。中国法理学的未来发展还面临西学强势如何因应、确立中国话语体系及研究范式、如何建立独创性理论的问题。

转折与追求〔上〕——新时期法学论析

本文作者认为: “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十年,对于多灾多难的中国法学来说,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这十年,在我国法学的发展历史上是意味深长的:她从试图冲破以往的教条和禁区的束缚开始,但她的存在和发展却仍表现出了历史造就的教条和禁区的束缚,法学的现实使命与其自身存在的历史方式产生了矛盾;同时,十年来法学探求和沉思的历程亦已昭示,尽管她在十年来的脚步是那么的沉重而又略嫌零乱,尽管其中的几乎每一个重大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拥有多重曲折和徘徊,尽管法学所达到的整体水平是那么的不尽如人意,但我国法学还是拖着伤痕满目的病躯迎来了新时期的曙光,迎来了属于她自己的明天。但是,新时期法学毕竟是带着历史的后遗症或者说沉重包袱迎来新时代的。法学现实的理论状态受着历史的深刻制约,法学的未来走向又在很大程度上受现实的理论状态的局限。因此,如果说我们以法学现实的理论状态为焦点,以法学作为一门学科自身理论形态的完善为标准,那么可以说,经过十年以后的我国法学的现状仍是十分令人忧虑与不安的。这种令人忧虑和不安的现状就是,既有表现为六神无主的幼稚性,又有作为贫困表征的严重匮乏,还有表现为软弱无力的危机感。”作者在文章中对中国法学的未来走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真理标准”的讨论与中国当代法理学的发展

“真理标准”的讨论与中国当代法理学的发展舒国滢（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改革开放２０年法制建设与法学研究笔谈会编者按：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国共产党胜利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