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的综合减贫与乡村振兴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背景下,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的减贫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相对贫困、散点贫困、偶发贫困、能力贫困、代际贫困和精神贫困等成为“后脱贫”阶段的治理重点,治理方式向“综合减贫”转型,进入这一阶段,需重视后扶贫阶段构建“动态脱贫”机制、强化“精神扶贫”作用的问题,探索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联动机制,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实现民族地区的“绿色发展、生态减贫”。从新时代的发展格局与长远战略来看,立足生态文明,充分挖掘本地特色,走特色发展之路,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根本。要结合地域特色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塑造减贫和乡村振兴的性别理念,将非遗文化与“女性赋权”相结合,为既有减贫模式提供补充和改进。乡村振兴要从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重组、重塑与内生能力的逐步培养等角度持续发力,注重发挥各类新乡贤的积极作用、培育新乡贤文化,引导他们体现公共精神,顺应现代法治、引领地方发展。要遵循乡村变迁规律,让乡村的自然资源、风土人情、传统文化独特价值得到充分的彰显。当前,我们党以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向生态文明转型,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和新发展理念,努力在更高层面追求共同富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业—地”综合减贫分析框架下的精准扶贫政策评价——两个典型贫困村的对比分析

基于"人—业—地"综合减贫分析框架,构建了"人—业—地"综合减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评价指标体系,以两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典型贫困村为个案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不同贫困村在"人、业、地"各维度扶贫政策实施差异会导致扶贫政策实施成效差异;贫困村村民对扶贫政策实施整体认同度较好,且感知面向"人、地"的政策好于面向"业"的政策,符合精准扶贫"以人为本"的理念;扶贫政策实施成效方面,贫困户的生计资本、产业包容性、社会排斥等方面得到了实质性改善,而在可行能力、产业脆弱性方面改善较小。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今后扶贫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优化建议。

精准扶贫战略落实与综合减贫体系构建思考

2020年是我国扶贫工作的一道分水岭。从现在到2020年之前,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精准扶贫战略,全面落实精准扶贫举措,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2020年我国全面步入小康社会之后,减贫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相对贫困、散点贫困、偶发贫困、能力贫困、代际贫困和精神贫困成为新时期治理贫困的重点,新时期扶贫工作应从精准扶贫向综合减贫转型。为此,我们建议以实现"一同两融三感受"为目标,通过建立贫困标准动态调整、城乡减贫联动、扶贫社保融合、减贫良性互动"四项机制",提升贫困对象稳定增收、市场竞争、融入社会、抵御风险、自我觉醒"五项能力",采取"三步走"战略,力争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前,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综合减贫体系。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实践进路与世界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经历了不同的实践阶段,从宏观背景、贫困特征、扶贫理念、主要措施、减贫成效等方面,系统梳理中国治贫的阶段性特征和本土性经验意义重大。总体上,从广义的、救济式扶贫到建立制度、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发式扶贫和攻坚式扶贫,再到保障与发展并重的精准扶贫,中国扶贫实践始终坚持开发式扶贫理念,逐渐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大扶贫开发格局,构建起包含保障型、支持型、开发型的综合性扶贫政策体系。中国将扶贫开发纳入到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中,制定目标明确的扶贫开发规划,利用制度优势高效整合扶贫资源并加大投入力度,及时改进和完善扶贫举措,确保减贫目标的实现。中国扶贫实践的诸多经验做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区综合发展减贫方式的农户收入效应评价——以亚洲开发银行贵州纳雍社区扶贫示范项目为例

基于贵州纳雍三个极贫村1999年、2003年和2011年的农户跟踪调查数据,以亚洲开发银行社区扶贫示范项目为研究对象,本文运用匹配倍差法、一阶差分和固定效应模型评估了社区综合发展减贫方式的农户收入效应。结果表明,这种社区综合发展减贫方式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并且具有较长时间的持续效应;但在不同时期,它对种植业、养殖业、劳动者报酬、经营活动及其他方面收入的影响程度、方向和显著性有较大差异。其中,劳动者报酬受到的影响最大、最持久,且方向为正。相比于单一发展的项目形式,综合发展减贫方式的增收效应总体上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