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读者信息权益综合司法保护的检察路径

各种数据技术的兴起与应用在便利生活的同时亦给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带来了系列挑战。在“数据生命周期理论”的指引下,可以廓清未成年读者信息于信息创建阶段的信息错误风险、信息存储阶段的信息安全风险、信息传输阶段的信息篡改风险。为化解上述困境,应将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方法论引入未成年读者权益保障领域。具体而言,应分别从“刑事检察业务的强化、民事检察工作的衍生、行政检察保护的完善、检察公益诉讼的建构”维度共同细化未成年读者信息权益综合司法保护的专门检察规则。同时构建“救济型的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保护模式”与“预防型的行政检察公益诉讼保护模式”是未成年读者信息权益综合司法保护检察路径的特色。

“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暨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研讨会综述

为未成年人提供综合司法保护,是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目标,如何更好地统筹运用未成年人“四大检察”职能,探索更加契合涉未成年人案件特点的多维度、集成式、系统性履职方式,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积极探索。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是提高未成年人检察监督能力的重要依托,亟待从理论上界定数字未检的内涵外延,从实务上探索数字未检的实现机制和方法。2023年6月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委员会2023年年会暨“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暨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研讨会,来自理论、实务界近100名代表参加会议,围绕主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综合司法保护视域下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研讨会综述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面临新形势,需要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建立健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体系,发挥数字检察驱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作用,以综合司法保护促进未成年人保护全链条协同发力整体发力,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2024年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委员会年会暨“综合司法保护视域下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研讨会立足未成年人犯罪形势的变化和犯罪治理的实践发展,探讨推动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强化网络空间治理、发挥数字检察驱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作用等。会议汇集了理论观点,凝聚了治理共识,为进一步推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综合司法保护视域下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取证问题

以综合司法保护视角审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可以发现在调查取证中存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未能全面贯彻、“一站式”取证形式化、社会支持力量不足、品格证据取证需进一步规范等问题。为加强综合司法保护,应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基本遵循,推进“一站式”办案场所建设,发挥“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实质作用,引入各方力量提供专业支持,规范品格证据取证,采取多种方式综合判断未成年人陈述可信性。

全面落实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对策

落实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要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主体、法律、制度、责任四个方面理解其基本要素。针对涉未“四大检察”融合度不高、办案与帮教工作脱节、社会支持体系不健全、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要树立现代化全面综合司法保护理念,推动“四大检察”有机融合,促进帮教工作案件化办理,健全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挖掘全面综合司法保护降低发案率的潜力。

构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机制——以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委员会为平台

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规定来看,不同位阶、部门的法律法规都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出了要求,但由于少年司法理念和社会公众认知还存在一定差距、未成年人保护职能部门职责分工不明确、社会专业力量难以发挥实质作用等问题,实践中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运行现状并不乐观。充分总结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内在规律,结合广东省深圳地区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情况、未成年人保护需求以及社会支持力量特点,深圳市光明区检察院以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委员会为平台,通过罪错未成年人全链条精准帮教、被侵害未成年人精准保护和临界预防保护处分等,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体系。

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的探究与验证——以浙江知识产权保护情况为例

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的重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地区经济增长、技术扩散等方面的影响研究正成为知识产权领域与经济学领域结合的研究热点,这些研究都要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测定为前提。然而,目前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测算并未充分考虑到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双轨制保护模式。为此,对已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进行改进,构建了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综合保护指数,并以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为例,对指数进行验证,对现有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与补充,为其他地区衡量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综合水平提供了新的视角。

未成年人的检察司法保护和能力建设研究——以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保护为视角

未成年人遭性侵是全球、全社会的话题。这种伤害,可能伴随受害者一生,也使其家庭坠入深渊。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和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要始终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切实做好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和自身专业能力建设工作,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亿万家庭幸福安宁。

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的问题与破解

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被置于更重要地位。检察机关探索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综合履职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还存在综合履职体制机制不够健全、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破解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强化系统观念,围绕提升知识产权检察质效、强化综合司法保护的要求,在全面推进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机制建设落地的同时,注重提升知识产权检察官的综合履职能力等。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适用的检察路径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后确立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是构建和发展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帝王条款”,对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具有方向性、统领性作用。应当从尊重未成年人权利主体地位、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的普适性要求、衡量各方利益时给予未成年人利益特殊优先考虑、广泛有效的制度与程序保障四个方面理解这一原则的内涵,并将这一原则作为个案办理的权衡标准、解释法律规定的重要依据、制度发展与体系建构的动力。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贯彻与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需要从推动理念更新、促进双向保护、提升综合司法保护质效、促进“六大保护”协同发力和推进未检队伍自身建设等方面展开。

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成因及治理之策

随着网络的普及应用,未成年人触网低龄化日趋明显。利用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方式不断翻新、手段复杂多样,“隔空猥亵”“网络性引诱、性胁迫”等新型犯罪行为层出不穷、隐蔽性强、打击难度大,给未成年被害人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危害。检察机关作为唯一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的司法机关,应当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运用检察建议、公益诉讼、刑行衔接等方式,联合相关责任部门从事前预防、事中应对、事后报告上综合发力,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综合司法保护,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