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孙本文的社会学探索

综合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是学院派社会学的主流。本 文首先对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基本观点作简要介绍，然后对该派的集大成者──孙本文 的社会学探索作了重点讨论，最后对这一学派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地位作了概括的评论。

改革开放以来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十大政策创新

马克思主义学者应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和政策探讨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进行了十大政策创新:一是幸福指数政策,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最佳目标;二是立新核算政策,用“国内生产福利总值”替代“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三是为民财税政策,协调全面建设与民生共享的关系;四是金融实化政策,从脱实向虚转向脱虚向实的举措;五是知识产权政策,自主创新关键核心科技和世界名牌;六是公主私辅政策,公有制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七是改善分配政策,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缩差共富;八是提高福利政策,较快增加免费公共福利的项目和比重;九是抑制通胀政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宏观调控重要任务;十是对等开放政策,积极反制外国遏制和追求高质量开放。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两个主要假设

本文首先在从经济学和哲学两个视角批评西方经济人理论的基础上,确立了一种新经济人假说和理论,其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然后,提出各种生产性活劳动创造商品价值的"活劳动价值新假说",并论证与此有关的"全要素财富说"和"按贡分配形质说"。作者认为这是作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海派经济学"基本假设和理论之一,也属于超越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后现代经济学"理论。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关于中外经济关系的理论与政策

本文归纳和阐述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关于中外经济关系的理论与政策。首先研判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及其治理的四种类型,阐述新中国70多年历史分为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和党的十八大后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及其所创造的世界经济发展的“三个奇迹”,先后形成初等富强、次中等富强和世界经济体系“准中心”的中等富强的三个阶段。强调必须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和自主创新的“精益型”高质量对外开放模式,通过对外资、外源、外贸、外技、外汇和外产的适当控制和提升,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其次提出“金融实化论”及其三条基本原则作为“新金融策论”的基石,即造福人民的发展原则、防范风险的安全原则和共商对等的双向开放原则。最后在分析生产、分配、流通、消费领域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论述将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若干方略。

心理学派、文化学派,还是综合学派?——孙本文社会学取向刍议

当我们问道"孙本文到底是一个心理学派的社会学家,还是一个文化学派的社会学家,拟或是一个综合学派的社会学家"时,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学术思想前后一贯、恒定不变的孙本文。而事实上,正如大家都明白的那样,仔细浏览一下孙本文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思想前后是有变化的。孙本文最早的思想的确是属于心理社会学派,而20世纪40年代的思想也的确是属于综合论社会学派。因此,笼统地问孙本文是一个心理学派社会学家、文化学派社会学家,还是一个综合学派社会学家;或者笼统地回答孙本文是一个心理学派社会学家、文化学派社会学家,还是一个综合学派社会学家,应该都是不合适的。

心理学派、文化学派,还是综合学派?——孙本文社会学取向刍议

当我们问道"孙本文到底是一个心理学派的社会学家,还是一个文化学派的社会学家,拟或是一个综合学派的社会学家"时,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学术思想前后一贯、恒定不变的孙本文。而事实上,正如我们大家都明白的那样,仔细浏览一下孙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孙的思想前后是有变化的。孙本文最早的思想的确是属于心理社会学派,而20世纪40年代的思想也的确是属于综合论社会学派。因此,笼统地问孙是一个心理学派社会学家、文化学派社会学家,还是一个综合学派社会学家?或者笼统地回答孙是一个心理学派社会学家、文化学派社会学家,还是一个综合学派社会学家,应该都是不合适的。

翻译综合学派对翻译本体论研究的贡献及对翻译教学的影响

广泛深入的研究不断拓宽翻译研究的思路,更影响着翻译研究本体的构成与体系。从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众多的翻译理论流派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状况,往往导致对翻译本体认识的模糊,使翻译教学所涵盖的理论综合性弱化。文章从翻译综合学派思想的分析入手,谈翻译本体论构建,进而论证翻译研究的本体应建立于早期的经典文献的翻译实践及理论之上,提出翻译教学一旦注重这一翻译研究的本体,则能够领悟到翻译综合派的综合实质。

论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

凯恩斯本人主要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阐述的经济思想经过战后一大批新古典综合学派经济学家的注释、补充和改进后,其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并发展成为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居于西方经济学统治地位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外经济研究——2021年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观点述评

2021年以程恩富教授为代表的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在学术研究中继往开来,针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对如何守正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积极深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创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十大要义、创新源泉与逻辑起点、实践路径等,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当前我国经济当中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包括“共同富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此外,新马派学者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与自由主义、霸权主义的新发展等也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对公平效率理论的创新

西方公平效率经济研究的主线是机会公平和个体效率,存在先天缺陷和严重错误。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公平效率观的革命就在于,它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石彻底地跨越了横亘于西方社会研究之前的鸿沟——私有制。当私有制由西方社会研究者眼中永恒的范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历史的范畴,一个科学的公平效率理论就开始逐步形成,一个崭新的以公有制为基础实现公平效率同向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开始从构想转变为现实。

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的新综合——新兴新古典综合学派评析

自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分裂综合再分裂再综合几个阶段。1936年《通论》的出版，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经济思想分裂成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在学术上表现为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对立。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出版，标志着西方经济学的一次大综合，在汉森、萨缪尔森等人的努力下，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这个学派曾经在战后西方经济学界占据了似乎不可动摇的主流地位。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动摇了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若干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有舆论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贯保守僵化而没有理论创新，甚至还有舆论说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没有提出任何新概念和新理论。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经济成就均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指导的结果，其中既有党的领袖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决定作用，也有学术界创立的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以下简称“新马派”）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重要贡献。而改革开放过程中过去或现在存在的较严重问题，大多数是西方经济理论和政策负面影响的结果。本文限于篇幅，只选择地略述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相对最重要的十大理论创新。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形成和创新

本文首先分析了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形成的条件,接着阐述了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最后叙述了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在范式竞争中的发展。

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第一创新学说”

认清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基本特征及其未来走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一切工作的根本依据,是推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并逐步走向共产主义必须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领军人物程恩富教授在国内首创性地提出了他称之为“第一创新学说”的“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其核心要义和思想精华在于,首先研究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视角,其次扼要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再次重点考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最后概略分析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经济特征。这一学说的学术价值、理论价值与现实价值在中外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谱系与链条中具有基石性,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规定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永恒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科学论”等思潮都是错误的。

改革开放以来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十一大理论创新

本文阐述改革开放以来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十一大理论创新,即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利己利他双性经济人论、资源需要双约束论、公有制高绩效论、公平效率同向交互论、市场国家功能性双重调节论、大文化经济论、知识产权优势论、新帝国主义论。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学术创新的辩证思维进路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秉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观,进行了持续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创新,表现出对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客观性、联系性、发展性,矛盾分析、对立面的统一等辩证思维原则的自觉遵循,对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等辩证思维方法的娴熟运用。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在学术创新的辩证模式上所展现的广阔的现实场域、深邃的问题审思和开放的理论体系,理论创新与政策创新的良性互动所形成的若干马克思主义观,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方向上与党中央的真正一致性,已充分表明该学派在守正创新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扬弃西方主流经济学、积极建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均已形成鲜明的思维进路、发展机制和理论特质。

改革开放以来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若干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有舆论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贯保守僵化而没有理论创新,甚至还有舆论说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没有提出任何新概念和新理论。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经济成就均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指导的结果,其中既有党的领袖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决定作用,也有学术界创立的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以下简称“新马派”)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重要贡献。

两种价值判断与改革目标选择——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

从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入手,可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已形成的经济学派主要分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由于它们有不同的价值观,从而对中国经济改革有不同的观点。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秉承了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并在这种经济学价值判断指导下来思考、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从而进行相应的改革路径选择;而中国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逻辑,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综合创新和发展。它与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最大区别在于:认为经济改革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从而由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过渡到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理论、策论与方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第1次研讨会综述

2021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所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会议暨第1次研讨会在长春南湖宾馆举行,该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首席教授程恩富学部委员主持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社科院、高校和党校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

程恩富:改革开放以来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十大政策创新

一、幸福指数政策: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最佳目标。我们构建了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指标体系。其中,微观层面的指标体系称为"个人或家庭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宏观层面的指标体系称为"社会或国民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二、创立新核算政策:用"国内生产福利总值"替代"国内生产总值"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