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争议的综合救济

PPP项目合同公法、私法的双重性质决定了合同争议包括民事争议、行政争议和特殊的民行交叉争议。面对如此复杂的争议,需要的不是民事、行政救济的分立,而是合作,思路上应变“取舍”为“综合”。如果合同产生的是民事/行政争议,则采用对应的民事/行政救济。如果产生的是民行交叉争议,考虑到一元救济既无法解决全部争议,又产生争讼、避讼风险,而分别审理本身难度较大且可能导致缠讼,因此应综合民行争议之关联、权益救济之需求与司法体制之现状,采用合并审理的办法,允许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民事附带行政诉讼。

从损害赔偿到综合救济制度——论侵权行为法的发展方向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传统的侵权行为法处于危机状态：责任保险等社会化因素被引入侵权责任内部，而社会保障的发展从外部缩小了侵权责任的范围，使侵权责任面临着适应与调整的极限。侵权法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发展趋势：一是侵权法的扩张，二是某些事故脱离侵权法的调整独立发展，造成侵权法在某些方面的退缩。只有将侵权责任置于由侵权行为法、责任保险和社会保障所共同组成的综合性事故救济与预防体系中，才能对其地位和作用作出正确的评价。

大规模侵权事故综合救济体系的构建

侵权法规范设计的基本前提,在于解决个人之间发生的损害事故,即侵权法功能的实现,以一对一的当事人数量作为前提。随着受害人人数的增加,侵权法功能实现的有效性就可能递减。在一个侵权行为人对巨大数量受害人的大规模侵权事故、包括大规模食品事故时,仅仅通过侵权责任的方式往往无法给社会公众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对于大规模侵权事故而言,侵权法的规范是基础。但是,仅有侵权法规范是不够的。《侵权责任法》对大规模侵权事故加以规范作出了努力。对于大规模侵权事故,目前主要还是依靠行政手段解决。应借鉴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机制,构建大规模侵权事故综合救济体系。

日本综合救济论的生成与展开

20世纪80年代,面对所谓的侵权法学的危机,日本开始反思其现有的救济制度,尤其是侵权行为制度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综合性的救济方案,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加藤雅信教授提出的综合救济体系论,即建立'综合救济体系基金'对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害者进行补偿,从而取代目前的以侵权行为制度为中心的人身损害救济制度。但是由于这项制度本身存在许多尚需解决的问题,在学界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支持。与此相关的是,在个别领域,比如大气污染受害救济中,学界提出了更为具体可行的方案。最后,在指出综合救济的课题之后,本文认为综合救济体系急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是如何看待侵权行为制度与综合救济制度之间的关系。

从我国人身权保护领域看侵权法的功能

我国理论界主要确认了侵权行为法一般具有补偿、惩罚、制裁、教育、保护权利、分担损失等功能。从我国人身权保护领域来看,侵权法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是补偿。以《民法通则》为基础,由其他单行法律构成了我国侵权法对人身权利的保护体系,基本体现了侵权法在保护人身权利方面的补偿功能。而产品质量、医疗事故、工伤事故、道路交通等是最易发生侵犯人身权利案件的典型领域。我国相关法律在上述领域中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比如对受害人的补偿标准偏低、补偿范围过窄、赔偿方式不合理等,没有落实侵权法的补偿功能。同时,侵权法应当与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等救济机制相互配合,确保其补偿功能的实现。侵权法的发展趋势应是建立一种综合救济体制——设立综合救济基金,使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害人的损失都能得到及时、全面、有效的补偿。

论我国死亡赔偿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我国民法制度中已初步建立起对侵害生命权予以救济的死亡赔偿体系,但该体系中所规定的赔偿项目,赔偿标准不一,尤其是特别法的规定差异很大,其导置的结果是同样的死亡结果基于不同的死因所能获得的救济却有很大差异。在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协调运用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保险、社会救济等手段对受害人予以补偿才是公平救济的根本之道。

21世纪中日侵权行为法的诸课题——以中国的法制定为契机

进行中日侵权行为法的比较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课题,因为侵权行为法在中日两国都是极富争议的法学领域,而这种争议性集中体现在侵权责任法的目的论以及侵权损害赔偿方式上。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的实例来进行中日两国侵权行为法的比较研究: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责任、公害与环境问题、灾害问题以及战后补偿问题。本文认为,在21世纪侵权行为法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1)在许多公共侵权案件中,法和政策之间存在交叉作用的关系;(2)侵权法的新近发展,例如,经济性侵权、网络侵权、性骚扰、儿童虐待以及一些发生在家庭和学校中的所谓密室侵权等;(3)侵权案件所造成的对于个人人格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并不同于普通的身体伤害。此外,我们还需要关注环境侵权法的发展。其次,在交通事故处理的案件中,有关在传统的侵权法领域之外建立综合救济体系的讨论已经开始展开,但是还有必要将这一救济体系应用在有关于自然灾害的处理过程中去,如最近频发的震灾救济和水灾救济等。而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讨论建立一整套更加广泛的公共救济机制。再次,东亚邻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在环保等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在对公共资源(诸如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的保护与管理中,这些环保领域的合作有助于防止"温室效应"的进一步恶化以及对于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利用。最后,关于战后补偿问题,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之后遗留下的有关战后补偿问题的讨论仍显不足。重新审视战后补偿问题中存在的法律与道德性责任,重新考虑战后补偿问题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救济方式这些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这关系到如何防止两国人民之间仇恨心理的延续,关系到如何寻求受害人内心的宽恕,更关系到如何寻求两国之间历史性的和解。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抚顺进行的对日本战犯的效果显著的"认罪"实践,为学术界在此问题的研究上提供了宝贵借鉴。

侵权诉讼的膨胀及对策

侵权纠纷是民事诉讼机制解决的主要对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侵权案件逐渐增多,过量的侵权诉讼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不仅是对法律制度本身的损害,更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要解决侵权诉讼的膨胀问题,必须找到控制侵权诉讼的正确途径。

论美国二十世纪80年代保险危机以来的侵权法改革运动

美国在二十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责任保险危机,导致责任保险产品的保险费普遍大幅上涨,甚至许多责任保险产品被迫退出市场。经深入调查,此次保险危机的直接原因来自美国侵权责任的扩张和侵权法体系的不稳定。美国各州随后展开了全面的侵权法改革运动并持续至今,涉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非经济损失赔偿、惩罚性赔偿、连带责任、平行来源规则等重要制度。这次侵权法改革运动的实质是美国综合法律救济体系的全面整合过程的一个环节,是侵权法为了与责任保险等进行有效协作所进行的一次持续的制度调整过程;也是美国对其社会利益关系的一次再平衡过程。此次保险危机及其以来的侵权法改革运动对我国具有重大的警示意义和借鉴意义。

构建大规模侵权综合应对体系的必要性及基本设想——基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目的

法律目的通过法律的功能得以实现。在面对大规模侵权现象时,侵权责任法的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彰显,立法目的面临落空状态。受侵权责任法的私法性质及多方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致使其立法目的并不能通过侵权法的内部机制来解决。必须构建一个应对大规模侵权的综合体系,具体包括突出预防的事前应对体系、突出应急的事中应对体系和突出救济和追究的事后应对体系三个方面,以达到保护受害人权益、预防大规模侵权行为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风险社会与损害救济机制的转型

现代风险具有技术性、系统性、可估算性等不同于传统风险的特征。受二元赔偿结构的限制,形成于传统风险条件下的古老侵权法再也无法独自承担起救济现代风险损害之重任,而必须与责任保险、第一方保险、社会保障等社会化救济机制相互协作。在此背景下,我国《侵权责任法》未能充分考虑与其他社会化救济机制进行协作的需要,其立法理念略显滞后。通过对侵权赔偿与各种社会化救济机制的整合,构建符合国情的现代综合救济体系是我国损害救济机制转型的未来方向。

见义勇为人受损受益人补偿责任论——以《民法总则》第183条为中心

见义勇为人受损受益人补偿责任是指见义勇为受益者对见义勇为受损者应当承担的适当补偿责任。我国建立独立的见义勇为人受损补偿机制源于对苏俄民法"因抢救社会主义财产而发生的债"理论的继受,在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意识迁移现象。见义勇为人受损受益人补偿责任具有独立性。《民法总则》上的无因管理和见义勇为两项制度存在价值评判趋同现象。见义勇为人受损受益人补偿责任的正当性在于无偿性和受益性,并具有补充性质。应该改变在私法内部寻求全部救济可能的路径依赖,建立多顺位的见义勇为综合救济机制,统一规定补充性无偿受益补偿责任。

社会保险缴费争议统一解决机制探析

以登记为标准,司法解释要求社保缴费争议通过劳动和行政争议救济机制分别解决。该机制单一、极端,不符合理论实践发展需求。在分析现行机制存在的违反法治要求等问题及法律关系发生标准不恰当等原因的基础上,综合相关学者观点和实践经验,借鉴德国社会法院模式,本文提出启动程序双元化、行政检查与专门法庭协调配合的综合救济机制,以及相应的强制登记、个人缴费、税务征收等辅助机制以及例外制度。

主论

环境侵权制度中丰富实践背后蕴含损害理论的重大转变从我国环境侵权制度的实践出发,可以考察和梳理司法、立法的现实做法并梳理其背后蕴含的理论逻辑。经过四十年的实践发展,环境侵权制度在行为认定上从单一的环境污染转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双重认定,在救济对象上从单一的私益转向私益与公益的双重保护,在救济方式上从传统的民事救济到以生态修复为主的综合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