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侵权事故综合救济体系的构建

侵权法规范设计的基本前提,在于解决个人之间发生的损害事故,即侵权法功能的实现,以一对一的当事人数量作为前提。随着受害人人数的增加,侵权法功能实现的有效性就可能递减。在一个侵权行为人对巨大数量受害人的大规模侵权事故、包括大规模食品事故时,仅仅通过侵权责任的方式往往无法给社会公众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对于大规模侵权事故而言,侵权法的规范是基础。但是,仅有侵权法规范是不够的。《侵权责任法》对大规模侵权事故加以规范作出了努力。对于大规模侵权事故,目前主要还是依靠行政手段解决。应借鉴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机制,构建大规模侵权事故综合救济体系。

日本综合救济论的生成与展开

20世纪80年代,面对所谓的侵权法学的危机,日本开始反思其现有的救济制度,尤其是侵权行为制度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综合性的救济方案,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加藤雅信教授提出的综合救济体系论,即建立'综合救济体系基金'对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害者进行补偿,从而取代目前的以侵权行为制度为中心的人身损害救济制度。但是由于这项制度本身存在许多尚需解决的问题,在学界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支持。与此相关的是,在个别领域,比如大气污染受害救济中,学界提出了更为具体可行的方案。最后,在指出综合救济的课题之后,本文认为综合救济体系急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是如何看待侵权行为制度与综合救济制度之间的关系。

21世纪中日侵权行为法的诸课题——以中国的法制定为契机

进行中日侵权行为法的比较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课题,因为侵权行为法在中日两国都是极富争议的法学领域,而这种争议性集中体现在侵权责任法的目的论以及侵权损害赔偿方式上。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的实例来进行中日两国侵权行为法的比较研究: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责任、公害与环境问题、灾害问题以及战后补偿问题。本文认为,在21世纪侵权行为法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1)在许多公共侵权案件中,法和政策之间存在交叉作用的关系;(2)侵权法的新近发展,例如,经济性侵权、网络侵权、性骚扰、儿童虐待以及一些发生在家庭和学校中的所谓密室侵权等;(3)侵权案件所造成的对于个人人格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并不同于普通的身体伤害。此外,我们还需要关注环境侵权法的发展。其次,在交通事故处理的案件中,有关在传统的侵权法领域之外建立综合救济体系的讨论已经开始展开,但是还有必要将这一救济体系应用在有关于自然灾害的处理过程中去,如最近频发的震灾救济和水灾救济等。而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讨论建立一整套更加广泛的公共救济机制。再次,东亚邻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在环保等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在对公共资源(诸如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的保护与管理中,这些环保领域的合作有助于防止"温室效应"的进一步恶化以及对于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利用。最后,关于战后补偿问题,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之后遗留下的有关战后补偿问题的讨论仍显不足。重新审视战后补偿问题中存在的法律与道德性责任,重新考虑战后补偿问题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救济方式这些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这关系到如何防止两国人民之间仇恨心理的延续,关系到如何寻求受害人内心的宽恕,更关系到如何寻求两国之间历史性的和解。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抚顺进行的对日本战犯的效果显著的"认罪"实践,为学术界在此问题的研究上提供了宝贵借鉴。

论美国二十世纪80年代保险危机以来的侵权法改革运动

美国在二十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责任保险危机,导致责任保险产品的保险费普遍大幅上涨,甚至许多责任保险产品被迫退出市场。经深入调查,此次保险危机的直接原因来自美国侵权责任的扩张和侵权法体系的不稳定。美国各州随后展开了全面的侵权法改革运动并持续至今,涉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非经济损失赔偿、惩罚性赔偿、连带责任、平行来源规则等重要制度。这次侵权法改革运动的实质是美国综合法律救济体系的全面整合过程的一个环节,是侵权法为了与责任保险等进行有效协作所进行的一次持续的制度调整过程;也是美国对其社会利益关系的一次再平衡过程。此次保险危机及其以来的侵权法改革运动对我国具有重大的警示意义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