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学科视角下的综合灾害风险防范凝聚力模式与优化路径

综合灾害风险防范凝聚力模式是凝聚力在应急管理领域的应用,在综合防灾减灾救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加强对综合灾害风险防范凝聚力模式的研究既是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需求,也是总结和优化中国综合减灾模式的需求。该文综述了不同领域凝聚力的研究特征,梳理了不同领域凝聚力的作用机制和逻辑关系,阐述了综合灾害风险防范凝聚力运作的中国实践。研究发现:①综合灾害风险防范凝聚力模式运行受到灾害经济学、政府治理体制机制和社会网络的影响。②综合灾害风险防范凝聚力模式与灾害韧性和应急管理能力在主体特征、运作逻辑和灾前、灾中、灾后三阶段的任务有明显区别。③综合灾害风险防范凝聚力模式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包括多元主体的利益取向、主体特征及其之间的关系和规章制度的完善程度等。提高综合灾害风险防范凝聚力模式运作效率的路径包括增加多元主体参与渠道和完善非政府主体参与的奖励机制、提高资源分配公平度、适当放权和完善监督机制、加强防灾减灾常态化建设、推动综合减灾的“举民体制”建设。

试论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思想、目标与路径

面对系统和复杂的灾害问题,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成为灾害应对的必然选择。但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涉及管理学、地理学、经济学、统计学和信息学等众学科。回答何为综合,为何综合,如何综合,构建综合框架下的多学科对灾害管理的共同理解,仍然是该领域的核心挑战。该文试图直面挑战,以“综合风险为核心的综合灾害的综合管理”的观点解释“何为综合”,以“问题导向的研究,综合自然而然”的视角解释“为何综合”,提出“渐进式综合途径”和“以风险曲线为中心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方法”回答“如何综合”的问题。同时展现研究案例,以期为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加强综合灾害风险研究,提高迎对灾害风险能力——从第6届国际综合灾害风险管理论坛看我国的综合减灾

综述了第6届国际IIASA-DPR I综合灾害风险管理论坛的主要内容,并就中国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对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本届论坛的主题是:风险与商业和产经界面临的挑战。论坛除主题报告外,共设置了16个分会场,就综合灾害风险信息共享平台(DRH)的建设、产经界如何迎对灾害风险、地震与洪水灾害风险的综合管理、灾害风险教育与减灾意识的养成、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方法论探讨,以及土耳其国家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经验与教训等进行了深入的研讨。针对上述进展,从我国减灾工作现状,提出从三个方面加强我国综合减灾与灾害风险管理工作,即:各级政府在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同时,要高度重视从综合的角度完善减灾战略、规划和能力建设;全面改进产经界迎对灾害风险的能力,特别是非国有中小企业防御灾害风险的能力,以及大型国有企业灾害自保或参保机制的完善;加强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研究。

云南自然灾害状况与综合灾害风险管理

云南自然灾害有地震、滑坡、崩塌、泥石流、洪涝、干旱、冰雹、雪灾等十余种。大多数灾种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有的甚至一年发生多次,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云南所处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气候,特殊的地质、地形地貌是自然灾害频发的根本原因,人们对自然环境不合理的干预和破坏、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对风险认识不足,防控不力则是诱发和加剧灾害的重要因素。无论从灾害的危险性,承灾体的脆弱性和暴露性,还是从社会防灾减灾能力来看,今后一段时间内云南面临的自然灾害风险都比较大。根据云南自然灾害的成因、特点以及防控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应采取如下对策:强化源头治理,降低灾害风险;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灾害防控意识与能力;完善政府应急管理体系,提升应急能力;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多主体协同共治。

论综合灾害风险防范模式——寻求全球变化影响的适应性对策

在评述国际上近年开展综合灾害风险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总结了笔者对综合灾害研究的一些想法与开展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实践,提出了建立综合灾害风险防范模式,即发展区域灾害系统的理论;综合灾害脆弱性、恢复性与适应性,全面理解灾害风险的形成机制;整合政府、企业与社会减灾资源,系统集成区域减灾范式;建立巨灾风险转移机制,实现减灾由区域防范到全球防范的综合。

中国城市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现状与对策

世界性城市灾害的加剧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大障碍,它也是城市化过程的产物。如何协调城市化过程与城市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已成为当今世界、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难题。在综述了中国城市灾害及其风险管理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对其薄弱环节的综合分析,依据作者提出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模式,就中国城市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对策提出了3条政策建议:即完善城市灾害风险管理的信息保障机制,特别是灾害预警体系、信息共享体系和信息公开机制;加强城市综合减灾能力的建设,特别是明确城市建设中减灾工程与非工程设施投入的固定比例,完善减灾教育宣传体系和综合灾害应急响应的科技平台体系;建立城市综合灾害风险管理范式,特别是高度重视城市规划中综合减灾规划的改进和完善,加快拓展城市企业灾害保险与再保险和发展适应城市灾害风险的“安全社区”范式。

“一带一路”建设的综合灾害风险防范及其战略对策

综合地质地理和大气环境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属于重大自然灾害频发区域,这不仅制约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制约"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也关系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成败。通过灾害识别与防范,加强防灾减灾工作,确保"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相关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是顺利推进战略实施推进的关键,也是保障沿线国家民生的重大需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灾减灾工作总体上比较薄弱,亟待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区域的防灾减灾合作,整体提高灾害设防水平;提高灾害风险的投保范围和投保水平;加强自然灾害监测和预警能力的建设;加强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经济、产业、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建立"一带一路"综合减灾论坛,将有关内容纳入"一带一路"系列高端论坛议题。

基于综合灾害风险评估的高原山区乡村聚落空间优化--以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为例

自然灾害评价是衡量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的本底要素。以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为研究区,采取频数统计和优化AHP法确定研究区灾种和孕灾因子体系双层权重,利用GIS技术分析评价灾害易发风险区划和几何拓扑特征。结果表明:①乐都区综合灾害极高和高风险易发区总面积为1694.8 km^(2),占比55.5%,在浅山区、川水区和脑山区各自区域占比分别为87.11%、60.73%和7.59%;②乐都区综合灾害易发风险等级与人口规模、人均收入分布具有显著负相关性和正向耦合性,严重失调区分别占17.58%和15.52%,对区内乡村聚落居民生命财产及生活生计造成较大威胁;③乐都区乡村聚落空间优化可分为32个搬迁撤并型、117个优先整治型、163个防治拓展型和42个集聚提升型,具体优化建议可为西部高原山区国土空间安全提升和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依据和参考路径。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条件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研究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是当今国际社会积极倡导并推进的灾害风险管理理念和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联合国2005年日本神户世界减灾大会(WCDR)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减灾会议,都把推进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战略作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条件下,积极推进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战略的实施,既是同国际社会灾害风险管理主流趋势接轨的需要,也是为构建和谐社会打造安全屏障的现实要求。本文阐述了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复杂的灾害风险,并着重从灾害的社会属性特征、灾害的生成要素、灾害的发生机制、灾害破坏的构成要素以及灾害生命周期等灾害的内在特性上,论述了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理论依据及其内容体系建构等问题,进而提出了中国推进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战略选择建议。

论政府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优化

如何有效防范日益严峻的自然灾害风险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而政府在综合灾害风险防范体系中的作用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本文着眼于综合灾害风险防范体系中政府财政投资优化问题,并结合我国综合防灾减灾体系的现状,对进一步开展政府防范投资优化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我国沿海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新领域——海陆关联工程防灾减灾

近年来,沿海重大工程在规模上扩大和数量上迅速增加,然而灾害的频繁发生给其带来严重的威胁。如何提高并改善这些工程的防、减灾能力,已成为当今我国特别是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难题。文章在概述了国内海陆关联工程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通过列举近年发生的典型灾害事件,提出将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作为海陆关联工程防减灾的新模式;通过分析我国海陆关联工程灾害风险管理的现状与不足,提出了沿海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亟须实施的对策,即,建议成立综合性的常设机构,研究制订海陆关联工程综合灾害风险的管理政策和法规,加强海洋海岸带灾害观测预报体系建设,启动重大科研专项等。

城市综合灾害风险等级组合评价的SD模型

为更加系统地识别城市综合灾害风险,解决不同单一方法评价结果存在非一致性的问题,提出基于支持度(SD)概念的组合评价方法。以灾害危险性、经济社会易损性和城市设防为准则构建综合灾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6种单一方法进行基础评价得出单一评价结果;运用向量夹角余弦和Euclidean距离分别计算不同方法评价结果的相似度矩阵和差异度矩阵,构建融合相似度和差异度的SD组合评价模型,并评价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综合灾害风险。结果表明:SD模型能克服不同单一评价结果非一致性的问题,体现横向求同、纵向求异的组合新思想,使城市综合风险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合理,为深度识别城市综合灾害风险水平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城市综合灾害风险双重组合评价方法

为解决不同单一方法在评价综合灾害风险方面存在的结果不一致性问题,提出一种基于排序值和评价值双重组合的评价方法。首先,选用7种典型单一方法评价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地区)的综合灾害风险,得出各方法的评价结果,并据此对城市综合灾害风险进行基础评价;然后,以KENDALL协和系数、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和综合支持度系数为一致性检验标准,计算各单一评价法间的密切相关程度;其次,运用双重组合评价模型对单一评价结果进行组合评价并反复检验;最后,得出高度协调一致的综合灾害风险排序值和评价值。结果表明:双重组合的评价方法能够有效降低评估过程中的随机偏差和系统误差,得出高度收敛性和可信性的风险评价值和排序值更贴近实际。

基于综合灾害风险的应急避难服务供需评估与规划干预——以天津市为例

基于应急避难服务供需视角,以应急避难场所人口容量密度反映供给能力,以综合灾害风险反映应急避难需求,构建了完整的技术框架,并根据应急避难服务供需评估结果进行应急避难规划干预优先级划分。基于此,以天津市为例,借助多源数据和GIS平台,采用AHP-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通过耦合激励模型复合出多灾种危险性,并定量测度“地震地质-洪涝”灾害综合风险的应急避难服务需求;利用核密度法统计应急避难服务供给能力。最后,采用优先级指数进行供需程度评估,并将研究区划分为5个规划干预优先级,明确了应急避难规划建设的优先次序。

基于循环修正模型的城市综合灾害风险评估

针对城市综合灾害风险评估要素复杂而单一方法评估结果不一致的难点问题,以灾害危险性、经济易损性和社会易损性为准则构建区域综合灾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引入组合化评价思想对模糊数随机模拟、加权求和、集对分析3种单一方法评价结果进行组合评价,并以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为检验标准,反复迭代构建出基于循环修正模式的组合评价模型。最后,通过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自然灾害风险的实例验证,表明了该组合方法的高度科学性和可信性。

基于多模型比较的乡村综合灾害风险评价——以湖南省花垣县为例

灾害频发不断困扰乡村,如何精准识别乡村领域的综合灾害风险成为当下防灾减灾的重要内容。为此,以湖南省花垣县232个村为例,基于区域灾害系统理论中风险形成的三要素,定义综合灾害风险指数,并构建体现孕灾环境动态性的评价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优劣解距离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TOPSIS)、熵权-TOPSIS、AHP和熵权法4种模型比较,开展乡村综合灾害风险研究。结论如下:①多模型评价结果具有正相关性,数值比为1∶0.877∶0.740∶0.539,且熵权-TOPSIS模型更适合案例区综合灾害风险评价;②案例区综合风险指数的莫兰指数(Moran’s I)为0.74,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呈现“西高东低、局部显著”的空间分布特征。文章深化了乡村领域的综合灾害风险评价研究,可为科学指导乡村防灾减灾工作开展、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安全实施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

加权和法偏好结构的村镇综合灾害风险排序

从村镇综合灾害危险性、暴露性、脆弱性以及防灾减灾能力四准则出发,构建村镇综合灾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多目标规划法的向量夹角余弦来计算指标权重,再结合加权和法的偏好结构对各村镇的综合灾害风险进行排序。以迁安市19个村镇为例,计算综合灾害风险排序,验证了综合灾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模型对村镇防灾减灾工作的适用性。

绿色发展与综合灾害风险防范暨联合国减灾三十年回顾国际研讨会成功召开

2019年是联合国减灾活动三十周年,借2019年国际减灾日(10月13日)之际,2019-10-13至10-14,由北京师范大学、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和达沃斯全球风险论坛联合主办,深圳市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应急管理部-教育部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地学与绿色发展国际科学中心等承办的绿色发展与综合灾害风险防范暨联合国减灾三十年回顾国际研讨会在深圳五洲宾馆成功召开。此次会议还受到了联合国减灾办公室、教育部、科技部、应急管理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

绿色发展与综合灾害风险防范

会议概况,2019年10月13~1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前海管理局”)、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和达沃斯全球风险论坛联合主办的2019年“绿色发展与综合灾害风险防范暨联合国减灾三十年回顾国际研讨会”在深圳举行。联合国减灾署水鸟真美主任、国家应急管理部郑国光副部长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王守军副校长代表程建平书记分别向大会致开幕辞。国内外8名院士出席,来自全球十余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共300多人分享研讨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共同探讨全球化的减灾、防灾与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