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获得感”?——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为例

获得感是在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社会背景下,人民群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对改革发展带来的物质利益与基本权益的普惠性的一种主观体验。以时间节点和参照群体为参照,分别从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维度进行中国社会整体上的获得感测量,是一种可行的路径。以2006至2015年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中的纵向比较题为例,说明基于纵向比较的获得感测量模式,将之归结为个人发展感、社会安全感、社会公正感和政府工作满意度四个维度,发现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获得感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今后的研究可利用其他数据并建构不同维度进一步探索获得感的测量路径。

谁更信任警察?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2017)的分析

警察信任对应的是警察社会形象、公信力等社会现实。近年来,有关警察信任的实证研究激增,但这些研究多是基于截面数据的分析,缺乏历时性的关注。通过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3年、2015年和2017年的数据,一方面可以从不同亚群体对警察信任态度差异的层面,与现有的研究结论对话,另一方面可以从发展的角度探讨我国警察信任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80后”对警察的信任度比“80前”要低;受教育程度、收入与警察信任呈负相关;主观阶层认同度越高,其对警察的信任度也越高;本地人对警察的信任度比外地人的更高;就全国范围来说,我国警察的总体信任度呈逐渐上升趋势。基于这些发现,我们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高考改革深化期制度公平的现实样态与未来启示--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深化高考改革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关键,高考制度实践中的公平感影响人民的教育满意度。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中青年”样本的高考制度评价结果发现,公众的高考制度公平感较高并强于社会生活公平感,男性高考制度公平感略高于女性且作出极端评价的比例更高,非农出身群体的公平感高于农村出身群体且非农女性的公平感高于非农男性,大专学历群体的公平感略低于高中学历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群体高考制度公平感越弱。这些发现揭示了高考改革深化期高考制度公平的基本样态,也为新高考推进过程中如何增进公平提供了启示。在新高考有序推进过程中,制度执行的相关部门有必要重视高考的民意评价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警惕自由选科带来文科生源大增及相应的性别不公争议,以防男性对高考制度公平极端性评价的加剧,同时尽力消减制度践行所带来的城乡教育不公现象,以间接缩小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高考制度公平感的差异,进而在多元博弈中综合提升高考公平性。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介绍及应用说明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的全国范围的大型纵贯调查。从2006年开始,CSS项目组至今已开展过9期调查,向公众开放了8期调查数据,为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高质量数据库。为了让用户更加深入地了解和使用CSS数据,本文从研究设计、抽样设计、调查过程、基本变量含义说明、数据开放和获取等五个方面对CSS调查进行具体的介绍。

住户调查中的支出数据与问卷设计

国内鲜有研究讨论不同问卷设计下的家庭支出数据。本文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样本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比较了分项提问和汇总提问这两种常用的问卷设计方法,并将其估计值与国家统计局基于记账法采集的消费支出数据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基于分项提问的消费支出和总支出的估计值,在支出水平的各个区间都高于汇总提问。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均消费支出数据相比,CFPS分项提问的估计值较高,汇总提问的估计值较低;而CSS分项提问和汇总提问的估计值均低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分项提问和汇总提问估计值的相对大小跟支出结构存在相关性,非常规的支出项目(如文教娱乐、医疗保健、转移支出、房贷支出)有可能在汇总提问的回答中被漏报。除此之外,“平均每月”的提问参考周期有可能造成支出数目的高估。未来研究可探索基于调查的支出数据与基于其他来源(如大数据)的支出数据的差异性,并分析各自的优势和缺陷。

居民主观贫困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9年CS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贫困不仅表现为客观物质条件的不足,还包括主观满足感的缺失。基于居民收入的客观经济贫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经济上的客观贫困和心理上的主观贫困存在较大差异,主观贫困更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居民的贫困状态。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我国居民主观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受访者的家庭人口、性别、婚姻状态、教育程度、工作、住房对主观贫困均有影响。

新时代中国居民健康保障获得感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成为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使命。然而,目前尚无研究系统探究新时代以来中国居民医改获得感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基于2013-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利用多层有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从社会决定论、社会心理学和理性选择三个维度,系统分析了中国居民医疗服务、医疗保障满意度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新时代以来中国居民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满意度呈“U型”变化趋势,在2015年达到谷值;医疗服务满意度分布和变化趋势较好。新冠疫情后,两项满意度均显著改善。社会决定论方面,受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较高居民的两项满意度均较低,准中年居民医保满意度最低;社会心理学方面,城市、主观社会阶层较低的居民两项满意度均较低,外省居民的医保满意度也较低;理性选择方面,无医疗保险、发生难以承受的医疗开支、人均卫生财政支出较少地区的居民两项满意度均较低,政府支出占卫生费用比例较低、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较高地区居民的医疗保障满意度较低。研究有助于从需方视角全面理解新时代以来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效果,把握获得感变化的内在规律及关键因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医改政策的精准调整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城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收入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控制内生性,通过比较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的收入差异厘清既有理论中的认知矛盾。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者总体的小时收入和月收入并未显著低于正规就业者,但该群体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由于缺乏正式制度保护,非正规受雇者、特别是女性非正规受雇者存在显著的低收入现象;而非正规自雇者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正规就业者,这一收入优势在欠佳的制度环境下还有所放大。因此,二元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分别与非正规受雇者和自雇者的特征更为契合。本文认为,两大理论在本质上都追求高效、廉洁、善治的正式制度。对受雇者而言,政府应适度介入,加强劳工的权益保护;而对自雇者而言,政府应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改善治理绩效,降低自雇者参与正规经济活动的制度成本。

获得感的生成机制:个人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双路径

以CSS 2013数据为例,对中国居民的获得感、个体对发展和公平的感知进行操作化,并使用R包bayesQR提供的贝叶斯二元选择分位数回归方法,验证了个体发展与社会公平对获得感的双重提升作用。研究同时发现,个体发展对获得感的积极预测作用略强于社会公平,同时这种提升作用呈现正"U型"分布,即个体越强烈地感受到高获得感、或越强烈地感受到低获得感,发展或公平对获得感的正向预测作用就越明显。这说明进一步且更全面的发展仍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而提升全民获得感的首要途径。此外,如何精准提升中等获得体验个体的积极获得体验,仍值得学界和执政者的进一步探索。

城乡差异视角下养老负担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CSS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年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ELES模型分析养老负担对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养老负担降低了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养老负担对家庭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城镇地区有养老负担的家庭在食品和居住项目上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没有养老负担的家庭,而农村地区则表现出相反的特征;城镇有养老负担家庭在家庭设备、交通通信以及文教娱乐项目的消费上比农村家庭更富有弹性,城镇家庭的抗养老压力能力比农村家庭要强。

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来自2015年CSS的经验证据

人情消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并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结合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以人情消费作为代理变量,采用有序Logit模型、有序Probit模型,在考虑个体异质性因素、地区因素基础上,考察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典型的"倒U型"关系,人情消费具有福利效应的"拐点"出现在家庭人情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约为42%处。通过变换估计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当人情消费位于均值11.41%处,农村居民自我幸福感评价为"非常幸福"的概率显著提高8.8%;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群体差异,西部地区、低收入、已婚、中老年群体人情消费超过"拐点"的比例更高,党员超过"拐点"的比例则明显低于普通群众。

老年人对环保工作的评价在居住地区自然环境状况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目的研究居住地区自然环境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老年人对环保工作评价在两者间的作用。方法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库(CSS),运用R studio、Stata软件对按照限定条件筛选出的数据进行处理,利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法检验各变量间的效应关系。结果居住地区空气污染、水质污染、噪音污染及土地、电磁电离辐射等其他污染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没有直接影响(P>0.05),老年人对环保工作评价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P<0.01)且在居住地区自然环境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结论政府应继续发挥主导作用统筹保护环境、治理污染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建立公开透明的环保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与老年人的沟通交流。

中国公众环境意识及影响因素变化——基于CSS2013和CSS2019的实证研究

从环境价值意识、环境责任意识、环境能力意识、环境参与意识四个维度测量环境意识,基于CSS2013年和2019年数据发现:1)与2013年相比,公众环境责任意识、环境能力意识、环境参与意识水平在2019年显著上升,而环境价值意识有所下降,这种变化趋势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异质性。2)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从2013年到2019年,政治面貌、环境评价对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减弱,社会阶层对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一直很小,年龄、户口性质、社会参与对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增强,教育程度、互联网使用对公众环境意识一直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增强。3)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经历了环境污染驱动的被动关注阶段、环境利益驱动的传媒建构阶段后,已进入环境理念驱动的复杂形成阶段。据此,提出应重视学校环境教育、加强互联网环保宣传、创建公众环保参与平台、提高人际信任水平、分类引导环境责任,并将公众环境意识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评估体系中。

环保行政透明度与环境治理满意度--基于CSS2013数据的研究

生态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满意是评价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重要维度,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的内在要求;居民对当地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满意度则会受到环保行政透明度的影响。实践证明,环保行政透明度越高,地方政府的“污染庇护”和“环保乱作为”现象越少,从而使居民越倾向于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工作给出更好的评价;环保行政透明度的这种影响力在城乡居民之间存在不同,但在中国不同区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居民所在地的环境质量则对其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通过增强政府环保行政透明度,规范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能有效提高群众对环境治理的满意度,从而促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