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污染排放:基于工业废气与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数的对比分析

伴随我国引进FDI规模扩大,FDI在驱动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对其环境的影响备受关注。为了明确FDI与中国环境污染间的关系,本文基于2000-2011年中国区域数据,分别选取工业废气与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实证检验了FDI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当以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数为被解释变量时,模型存在双门槛效应;当以工业废气为被解释变量时,模型存在单门槛效应。并且我国现阶段引进FDI更多地表现为对环境的促进性。

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评价方法的应用

介绍了几种常用的综合污染指数法,论述了综合污染指数的应用原则,以辽宁省深河太子河11个析面数据进行了实例计算分析,对各种综合污染指数法的评价结果进行了讨论。

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1983～2008年我国五类环境污染指标,运用"纵向"拉开档次法计算出能够全面衡量我国环境污染状况的综合评价指数,建立自回归分布滞后-误差修正模型,并采用边限检验的方法,对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环境污染间的长期和短期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出口总额的增长在短期内降低了我国的环境污染,长期来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不管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进口总额的增加都会显著加剧我国环境污染的程度;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在短期内改善了我国的环境质量,但长期来看,恶化了我国的环境。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本文选取六类污染指标构建了反映整体污染水平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基于1987—2008年相关数据,在严格计量检验基础上运用G IRF法、方差分解法考察了江西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经济增长验证了EKC假说,经济增长是污染物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均GDP对解释各类环境污染排放的预测方差贡献度较大,而污染物排放不是解释经济增长预测方差的重要变量。

江苏省利用FDI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分析

2003年起,江苏省利用FDI连续七年保持全国第一。FDI为江苏带来资金和技术,促进了全省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关注FDI增长对环境影响的思考。本文选取六类污染指标构建反映整体污染水平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基于1994~2010年相关数据,并在对数据严格检验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回归方程模型,探讨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FDI验证了EKC假说:江苏省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FDI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FDI是污染物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增长、FDI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以浙江为例

本文在构建与计算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存量FDI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FDI对浙江省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增长、FDI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FDI有益于环境质量改善,经济增长却加剧了环境恶化;FDI、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均不利于环境质量,且前者影响力度更大。FDI、经济增长都是环境质量变化的Granger原因,且短期内环境质量的变化是由FDI和经济增长共同作用所致。

中国省域环境污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论文选用2011-2017年31个省市的数据,采用熵值法对中国31个省市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进行测度,分析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变化趋势,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环境污染较严重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河北、山东等地,污染程度较轻的地区主要是西藏、海南等地。不同区域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存在差异,对不同区域应采用不同的环境治理政策。人口压力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呈正相关,应避免人口压力过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

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经济波动与环境污染的关联性分析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本文利用2000-2012年全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方法,讨论并分析了我国工业产能过剩程度、经济波动水平和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关系特征。结果表明: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产能利用率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是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且产能利用率是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Granger原因;提高环境污染水平指标能够对产能过剩起到抑制作用,并由此提出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相关建议。

节能环保支出规模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贵州省2007—2017年省级数据

文章基于现今的热点问题——环境进行进一步的讨论,环保支出是政府针对环境问题提供的财政支出,生态环境部门通过合理的运用,减轻环境污染给环境带来的压力。就贵州省政府环保支出规模对贵州省环境污染的影响,分别展开回归分析和弹性系数分析,发现贵州省环保支出对环境污染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及FDI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0-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包含工业三废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基于STIRPAT模型探讨金融发展、技术创新、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发展对环境污染存在推动作用,而技术创新、FDI对环境污染存在遏制作用,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技术创新及金融发展是环境污染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而FDI对环境污染呈双向格兰杰原因,并通过动态面板GMM模型与替换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基于以上实证结果给出针对政府、企业和个人如何有效改善环境污染的建议。

大气环境热点网格遥感筛选方法研究

为筛选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大气环境热点网格,在卫星遥感反演获取区域灰霾天数、PM_(2.5)、NO_2和SO_2浓度等大气环境四项遥感监测因子的基础上,首先利用分形求和模型确定了研究区域的四项指标的背景值和标准值,然后根据ORAQI计算方式提出一种大气环境遥感综合污染指数,并提取了大气环境热点网格,最后结合高分辨率卫星数据对热点网格的工业用地情况进行初步探讨分析.结果表明,2016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各项大气污染物的局部分布特征表现出较大差异,不同地区的主要污染物不尽相同并且呈多项污染物复合污染的特征,利用分形统计模型确定灰霾天数、PM_(2.5)、NO_2和SO_2浓度的背景值分别为10.7d、57.5μg/m^3、515.7×10^(13)mole/cm^2和0.29DU,标准值分别为22.2d、112.2μg/m^3、2073.1×10^(13)mole/cm^2和0.64DU.大气环境遥感综合污染指数表明大气环境综合污染相对最重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保定中部、石家庄中北部及邢台南部和邯郸北部交界处,该区域共筛选出1782个大气环境热点网格,其中工业用地面积占比较低的网格单元比例相对较大,这表明小型企业生产排放对当地的大气环境质量影响较大.

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动态关系

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人均GDP与污染物排放量之间关系进行先验性因果检验,并基于层次分析法测算了中国坏境污染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根据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实际变动趋势,选用二次函数对人均GDP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模拟.结果显示:无论从长期或短期来看,都存在着从人均GDP到各种污染物排放量的单向因果关系;中国环境污染综合指数随人均GDP的增加呈现上升趋势,环境质量随经济发展而逐步好转的现象尚未出现.从经济发展方式、环境政策等方面对导致上述结果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构建和计算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存量FDI指标的基础上，采用1997-201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环境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有明显的惯性特征，存量FDI对环境确有不利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在长期内存在。FDI环境效应的区域差异明显，短期来看，FDI对东部地区有不显著的正面影响，却无益于中西部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长期来看，FDI对3个地区皆有不利的影响，且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

安徽省污染排放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文章首先基于"工业三废"与城市视角分析了安徽省污染排放的现状。进而,借助2005~2015年间安徽省主要城市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数(EPI)测算以明确安徽省主要城市污染排放的动态变动趋势。最后,通过安徽省主要城市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数的Lisa聚类分析得出了安徽省污染排放的空间分布特征。

江苏省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效应分析

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1990年～2011年间江苏省经济的迅速增长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破坏,环境质量呈不断恶化趋势.因此,在测度1990年～2010年间江苏省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基础上,通过灰色关联探究了环境污染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结果表明：1 990年～2010年间江苏省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变化起伏较不稳定,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然后再上升的变化态势,整体来看江苏省环境污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根据突变点将江苏省污染的变化划分为1990年～2003年和2004年～2010年两个阶段;其中,1990年～2003年间环境污染严重主要是由能源消费利用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水平落后共同导致的.庞大的人口、资源与经济规模,不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导致2004年～2010年江苏省环境污染上升的主要原因.最后,针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建议措施.

基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分析FDI的生态环境效应

在用熵值法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基础上,利用29个省市1998—2010年的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FDI生态环境效应的区域差异。结果显示,FDI对于我国生态环境的影响从整体上来说是积极的,并没有造成显著的环境污染;并且随着投资的不断持续,FDI对于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具有持续改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省生态环境的影响

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进入,相关的环境问题不断涌现。文章以我国湖北省为研究对象,利用1998-2010年的样本数据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来考察FDI对湖北省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湖北省的环境质量有负面影响,但是影响较小,而且不显著。

'污染天堂'假说在广东成立吗?

环境污染问题己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涌入,相关的环境问题凸显,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运用2001-2014年的样本数据构建计量模型来考察FDI对广东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FDI会改善广东的环境质量,'污染天堂'假说在广东不成立.基于生态环境角度,为进一步规范和扩大广东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

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再检验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最为突出的研究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通过熵权法测算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构建面板数据模型验证全国范围内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并检验该曲线的地区异质性与指标异质性。结果表明:(1)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间有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我国整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确存在。(2)人口增长过快、产业结构不合理恶化了生态环境;环保投资对改善环境污染有明显效果。(3)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存在指标异质性,但存在地区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中部地区存在该曲线,而西部地区并不存在。

第二产业能源效率对京津冀环境质量影响研究

为研究第二产业能源效率对京津冀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基于2003-2017年京津冀地区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等面板数据,通过单要素能源效率测算法和熵值法测算第二产业能源效率并进行环境污染综合评价,利用FGLS模型实证分析第二产业能源效率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二产业能源效率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和倒"N"型关系。在能源效率低水平期,显著的能源效率提高能有效抑制环境污染水平;能源效率提高带来的经济效益促使部分落后地区大力发展高能耗产业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这直接导致能源消费总量剧增,进而导致环境恶化;能源效率进一步提升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等因素最终又抑制了环境的恶化。因此提升京津冀地区第二产业能源效率,转变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是京津冀地区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