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经济基础论”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对"综合经济基础论"与"单一经济基础论"的论争进行了历史考察,对"综合经济基础论"的理论内涵和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充分肯定了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指出了"单一经济基础论"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探讨了"综合经济基础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逻辑联系和理论上的嬗递与发展,揭示了从"综合经济基础论"到"单一经济基础论"再到"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关系。

重新评价“综合经济基础论”——杨献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

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坚持了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坚持了历史和逻辑方法的有机统一。“综合经济基础论”通过对经济基础的历史考察和对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进行分析界定,作出了中国过渡时期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领导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平衡发展”的综合经济基础的科学结论。建构了合乎逻辑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的理论体系。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和党的十五大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论断,充分证明了“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客观真理性。

“综合经济基础论”对行政环境认识的理论价值

“综合经济基础论”是杨献珍提出来的对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经济基础性质及相关理论问题认识一种观点,它所运用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生产关系的正确界定,提出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主张,阐明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渊源和理论的基础,也构成客观认识中国行政环境核心部分——社会经济环境的重要思想武器。

从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到“共同发展论”

本文首先通过杨献珍对“单一经济基础论”逻辑矛盾的揭露和对“综合经济基础论”的论证 ,揭示了两者观点的根本对立 ,说明了“综合经济基础论”的方法论意义。继而分析了从“综合经济基础论”中经“补充论”再到“共同发展论”传承超越的异同关系 ,从而显示了这一理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

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通过对"综合经济基础论"与"单一经济基础论"论争历史逻辑的考察梳理,对"综合经济基础论"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探讨,认为杨献珍提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经实践检验具有科学性和客观真理性,而"单一经济基础论"则表现出理论错误并给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造成危害。肯定"综合经济基础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是为誰服务的?

关于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最近已有不少同志写了文章,作了批判。因此本文不打算全面批驳他这方面的观点,只想就其“综合经济基础论”的阶级实质问題,作些分析。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我国过渡时期(这里所说的过渡时期,是专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时期。以下均同)的经济基础。

综合经济基础论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

我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模式,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经济基础,还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领导下,以多种生产关系的总和为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根据中国客观的经济情况,杨献珍同志在一九五五年提出了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他指出。

哲学界重评“综合经济基础论”

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公布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理论界不少同志开始探讨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报刊上对此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和活跃了。这场讨论可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侧重在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什么的问题上;后一阶段则侧重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本身上。当时讨论的重心则是“综合经济基础论”和“单一经济基础论”问题。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就是主张迄今为止的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几种生产关系并存,其中以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为主,构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基础。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应该是以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为领导,包括其它四种经济成份的综合。

建国初期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我国学术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影响深远的关于中国过渡时期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论,现将这场争论的起因、原委及其内涵作一简约介绍,以使广大读者了解、认识这场争论对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刻影响以及它对我们当前经济工作、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略论“综合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之一。回顾二十多年前学术界对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基础的那场争论,不仅可以使我们在如何对待学术争论的问题上总结经验;也可以在加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理解上获得教益。

杨献珍的哲学思想对党的决策的影响

杨献珍作为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从二十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工作实践中，在唯物辩证法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极“左”思潮泛滥，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的历史时期，杨献珍通过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立足中央党校讲坛，对“左”

康生和所谓“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

所谓“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即所谓“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斗争,关于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斗争,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四人帮”、康生一伙鼓噪得震耳欲聋。然而,这三次所谓“原则性的大斗争”究竞是什么人定的性呢?它的内幕又怎样呢?对于这一点,不用说广大群众不了解,就是当时或后来参与过这些“斗争”的绝大多数同志也未必清楚。大量的事实说明,把建国以来哲学界的几次学术争论(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公开争论过)定性为“三次原则性的大斗争”的,不是别人,是康生,把杨献珍同志以及一大批哲学工作者乃至无辜的青年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不是别人,也是康生;在“十年动乱”期间。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关系问题,被“四人帮”搞得很乱,流毒深广。长期以来,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必然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斗争”。为了给这种观点制造理论依据,“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还编造出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的谬论。看起来这种观点是很马克思主义,很有点革命性的,然而,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种观点,一、与实际情况不符;二、使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论断,成为不可理解的;三、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旧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阶级关系上不同表现的界限;四、是为“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的。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几点理解——兼与杜雷同志商榷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运动形态。社会基本矛盾贯串于人类社会的各个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创立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科学概括。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整个社会关系的原理,关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性质,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要求的原理,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原理等等,适用于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当然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所以。

哲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讨论会简介

哲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讨论会简介王宝平，李毓英今年４月２４日，北京市哲学会哲学组与市高校哲学教学研究会，联合召开了题为＂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哲学基础及市场经济实践提出的哲学问题＂讨论会。现将讨论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一、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哲学基础有的与会者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思想方法上就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比如，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对那种以＂纯社会主义＂或在高级阶段才具备的东西解释现实的思维方式做了纠正。把直观、描述性的认识，转为现实的、价值的认识方法，强调怎样做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实践、创造的结果，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能以一种抽象模式去套现实。又如，搞社会主义的保障是什么。小平同志纠正了那种片面强调上层建筑才是保障的认识，转向注重经济建设。再如，怎样理解按经济规律办事。传统观点将计划经济特定为社会注质，一味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排斥市场经济。小平同志则提出了＂二个也有＂、＂二个不等于＂。过去实际上不仅对＂市场＂问题认识不够，即使对＂计划＂的认识也过于简单。结果计划带上了独断性，代替了规律。对计划与市场认识的转变，是向动态的、历史的认识方法的转变。

哲学战线上“三次大斗争”应当重新评价

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那个“理论家”授意下,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刊载了一篇《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文章,把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争论,定为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三次原则性的大斗争,并把它与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直接联系起来。这样,不仅杨献珍同志成了“叛徒”,而且为党内最大走资派在建国以来(即十七年)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找到了理论“根据”。粉碎“四人帮”后,有的同志把三次争论中杨献珍同志的一些学术观点,仍然认作是机械唯物论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种干扰。

三十年来中国哲学争论的中心一环

一、争论的经过及问题梗概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哲学界一直存在着以杨献珍为中心的“震源”。这一期间,中国哲学界的“圣地”,毫无疑问,是在党中央以毛泽东的著作为中心而牢固地建立起来的。杨献珍,作为马列主义学院、即后来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学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之一,担负着这“圣地”的一翼,可是,由于他直言不讳、积极发挥作用,多次引起波澜,成为惹麻烦的“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