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认定

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呈现爆发式增长的背后,该罪主观“明知”的判断长期以来都是一项难题。司法机关在认定主观“明知”时,往往无统一的标准,这导致现实中对“明知”的认定略显恣意,有扩大刑事处罚范围之嫌。为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应当明确“明知”的具体内涵,特别对是否包含“可能知道”进行明晰。其次,在刑事诉讼中减少推定的适用,更多采用推论的方式认定主观犯意,减少误判的可能性。最后要建立一种综合性证明模式,通过对牵连事实的证据补强来构建事件的完整经过,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使得推论的结果最终达到高度盖然,以此从根本上解决“明知”认定的难题。

论刑事综合型证明模式及其对印证模式的超越

目前学界对印证证明模式的研究多停留于经验现象层面,忽视了证明模式要解决的终极问题,即如何通过证据发现真实,司法证明的核心要素和作用机理究竟是什么。我国以印证证明模式为代表的传统证明理论和实践,对司法推理活动的关注和分析不足,普遍忽视司法证明中"叙事"和"法则"的作用,倚重核心证据而轻视补助证据,侧重单向的线性推论而忽视事实推理的论证结构,导致印证证明模式在发现真实方面存在局限。依据司法推理的一般原理,确立一种以"自然生活历程事实"为证明对象,融合核心证据与补助证据,容许或然性推论的综合型证明模式,是实现刑事诉讼发现真实目的的根本路径。

综合型证明模式: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证明逻辑

对于核心证据不充分的案件,运用我国传统刑事证明制度往往会存在印证不足而难以定罪的困难。办案人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需要超越传统刑事证明理论对司法证明要素的狭隘界定,采取以自然生活历程事实为证明对象,综合运用核心证据与补助证据,容许依据或然性法则进行最佳解释推理的综合型证明模式。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由于未成年被害人身心的特殊性,在运用该证明模式时还应当结合其主体特点展开。就证明对象而言,未成年被害人心理状态的发展是确定待证事实范围的重要线索。就证明方法而言,应当放弃倚赖核心证据进行积极建构的印证证明方法,依据最佳解释推理理论建立"确定—排除假说"的证明模型。就事实推理的依据而言,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所运用的法则既包括一般经验法则,也包括符合未成年人年龄阶段和身心特点的特殊经验法则,尤应注意将未成年人的社交弱势地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背景知识。就证明标准而言,应重新审视"证据相互印证"和"结论唯一性"的证明要求,独立适用契合最佳解释推理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