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宋张仲绾墓志》考释

新刊《宋张仲绾墓志》的墓主张仲绾出身于北宋世代为官的士大夫精英家族。曾祖父张齐贤为太宗、真宗朝名相,祖张宗礼、父张子奭亦曾为官,张子奭屡次出使契丹、西夏,因功获得荫补资格。张仲绾荫补出仕,为官三十余年,由太庙斋郎升至正八品奉议郎,历任县主簿、州司理、县令、监仓、知军、知州等职事官,体现了北宋荫补出身的下级文臣仕宦生涯的艰难历程。张仲绾墓志铭对研究张齐贤家族的兴衰、北宋基层行政事务的运行、四川地区的军政和盐政等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谢绾樵与独创性

高拜石的<古春风楼琐记>搜罗了不少奇闻佚事,其中写到福建画家谢绾樵画桃的怪招:"(谢绾樵)偶尔画大桃,每关起门来,把纸绢在床上铺好,脱下裤子,将屁股在颜料上一坐,狂跳数步,就纸绢上一印,便是一只大桃,再用毛笔随所印的轮廓加意勾勒一番,增上枝叶,一幅桃便这样地域成了,他自谓这是'任天不任人之笔'".于是想到著作权理论对"独创性"的解释:指作品体现了作者的选择与编排.由于此处使用了动词"选择"、"编排",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对创作过程的一种考察,要去探究作者是否真的"选择"过、"编排"过.

“慎独而致吾之良知”——中年黄绾对王阳明良知学的一种阐释

黄绾系浙中王门的一位重要学者,嘉靖七年至嘉靖十二年间任南京礼部右侍郎之职。嘉靖七年王阳明病逝之后,服膺阳明心学的黄绾,通过提携后学的方式极力宣讲良知学,维护阳明心学的"致良知"之教,从而使得良知本体所蕴含的"独知""慎独"的功夫路数得到充分地揭橥与阐发。"慎独而致吾之良知",则是中年黄绾对阳明良知学题中之义的一种阐释。

黄绾与席书——浙中王学与黔中王学互动的一个案例

本文把正德四年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之时,与之关系密切的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归于"黔中王门"之中。同时,称王阳明为浙中王门学者黄绾与黔中王门学者席书在嘉靖三年结识的介绍人,进而考论黄绾与席书在嘉靖一朝"大礼议"前后的诸多交涉,藉此作为浙中王学与黔中王学互动的一个案例。

论抗战后期“绾毂中原”决策的形成及其影响

“绾毂中原”是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施的重要决策之一。这一决策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重视并力图争取河南战场的必然结果,是抗战后期中国战场战略反攻的重要组成部分。“绾毂中原”战略的实施,使八路军、新四军南北呼应的局面再次得以巩固,使陕甘宁-华北-华中-华南根据地得以沟通,对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战后时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卫绾“罢黜百家”说质疑

多数学者认为董仲舒不是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的人,肯定卫绾为第一个。笔者认为卫绾所提出的罢黜不是诸子百家,而仅仅是纵横家与法家,也不是后来意义上的罢黜百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的是李斯与秦始皇,不过他们所罢黜的不是法家而是儒家在内的百家。

卫绾奏请开启罢黜百家的先河

在统治思想需要转化的汉武帝初年,丞相卫绾奏请罢黜治法家、纵横家者的事件引人注目。从论述汉武帝初年的学术背景切入,辨析卫绾撰写奏请的能力、奏请的时间、奏请罢黜贤良中治法家纵横家者不是独尊黄老等相关问题,探究卫绾奏请的历史意义,认为卫绾奏请开启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先河。

中唐贤相杨绾墓志发微

为研究杨绾其人,采用文献分析法,分析《杨绾墓志》等墓志志文和考释相关文献,对杨绾的为官经历、品行与修养、葬地少陵原、唐代科举存废之争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杨绾墓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位中唐贤相的家族世系、生平宦迹、婚姻、卒葬以及品行修养等方面的情况;杨绾、贾至等提出贡举之弊,主张置孝廉科、力田科等,引发时人在思想观念上趋向以致用之学取士,中唐制科出现向儒学化靠拢的变化;杨绾清廉俭朴、淡泊名利的思想境界和价值观,在朝臣中起到了榜样和导向的作用;墓志中有部分内容与新、旧《唐书》等相关史料记载一致,还有包括杨绾的出生时间为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等许多内容能够补传统文献记载之缺,杨绾兴廉察孝的主张也为解决这一时期中唐科举存废之争问题提供了线索,这些墓志志文多处可与文献互证,对于中唐史事的研究多有裨益。

酒意“愁”情谁与共——李清照词中酒与愁情的绾结

李清照作品中的酒词是一朵艺术奇葩,词与酒的夙缘使其在精神世界里畅快地遨游。酒词印证的是她生命的痕迹,无论是感时伤怀、离别相思,还是孤寂悲苦、国恨家仇,流泻的都是她一腔的愁情,展现的是女性孤独的心灵之旅,呈现的是美丽而真实的女性的生命之重。李清照将悲与愁融注于酒中,奏响了人生绝唱。

黄绾的“艮止”心学——兼谈黄绾心学的天台佛学性格

明代思想家黄绾通过对《周易》"艮"卦的创造性解读,建立了一个从"心性论"的角度而不是从"实学"的角度来反对王阳明心学的所谓"艮止"心学,在当时独树一帜。此一"艮止"心学在黄绾看来乃是"孔门正传",乃是"圣人传心之学"。"艮止"心学主张人的"心"是唯一的,不管是君子的"天命之心"还是小人的"无容之心",不管是喜怒还是哀乐,其实都只是一个"心"而不是两个"心"。黄绾"艮止"心学对"心"的这种"一元化"理解与天台宗"一念三千"学说对"心"的理解如出一辙。

如何致天理良知于事物之间——论黄绾对阳明思想的修正

黄绾对王阳明思想既有继承也有修正。从修正的角度说,"格物"与"致知"的关系、"天理良知"与"物则"的关系、"工夫"与"效验"的关系,是他与阳明的思想分歧的三个关键点。但从继承的角度说,黄绾思想建构的问题意识完全来自于阳明"致吾心天理良知于事事物物之间"。但是,黄绾的思想创新也暴露出思想资源驳杂、思维水平欠缺、把握阳明思想不足的缺陷。

“《易》之微言,莫要于‘艮止’”——黄绾“艮止”易学研究

黄绾一生为学三变,早年宗承程朱,后归王学,晚年自揭"艮止"之学。在易学上,黄绾以"圣人之学、忧患之枢"释《易》,认为"《易》之微言,莫要于‘艮止’",目"艮止"为"体用俱全"之"存心之法",以"艮止"为"圣门开示切要之诀"的"圣圣相承"之道统本旨,终则以"收拾精神、归缩在腔子内"为"艮止"之修养工夫。其为学注重"经理世务",反对陷入"空疏支离"的宋明诸儒及王学末流,成为王学中具有自觉和批判精神的"异端"。

试论麴氏高昌王朝的绾曹郎中

吐鲁番文书问世以来,吐鲁番历史的研究获得学界高度重视。有关高昌的历史研究成为长期的一个研究热点,深入与系统的研究都有极大进步。文章专就高昌的一种高级职务进行讨论,这就是绾曹郎中。绾曹郎中是麴氏高昌国(502—640)的一个重要官员,但是传世史籍对此一律缺载,仅有《新唐书·高昌传》提过这个名词而已。文章结合吐鲁番出土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作探讨。关于绾曹郎中的两种定位——宰相还是副相问题上,文章倾向后者,并有所论证。对于担任此职的人物进行了梳理并对于这个制度的来源略加讨论。

浙中王门与嘉靖“大礼议”事件——兼论黄宗明、黄绾的学术生平

目前学术界对浙中王门学者黄宗明的关注甚少,本文拟以黄宗明师从王阳明的前后经过,黄宗明与浙中王门另一学者黄绾,在嘉靖三年"大礼议"事件前后以及嘉靖十三年左右同任礼部侍郎期间,所发生的学术交游与共同参与的政事活动为主要线索,梳理浙中王门学者在嘉靖朝"大礼议"事件中的具体参与情况,进而对黄宗明、黄绾的生平学行与仕宦事迹进行考论。

“穿越文”的奠基之作——《绾青丝》探析

波波的《绾青丝》是穿越文发端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该文典型地体现了穿越文的文体特征、情感价值与叙事理念。《绾青丝》所写的人与事是古今时空交汇的产物，它通过“架空”的历史想象，生动、完关地诠释了现代女性的生存哲学与崭新形象。今天，重读《绾青丝》这部穿越文，对于探析该种“类型文学”的内涵与特征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黄绾礼学思想简述

作为明代中后期重要思想家的黄绾,既是一位阳明学者,也是一位经学家。在青年、中年、晚年时期,黄绾分别撰有一种礼学著作,即:《礼经》《庙制考议》和《礼经原古》。通过对上述三种经学著作进行考论,简要梳理黄绾的礼学主张及其对嘉靖朝"大礼议"事件的影响。

阳明后学专案研究的上乘之作——评《黄绾道学思想研究》

张宏敏《黄绾道学思想研究》一书,遵循并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和方法,详细梳理明代中期思想家黄绾一生道学思想进展过程中从宋儒理学到王阳明良知学、再到回归经典的演变历程,以期论证其思想演变范式之于明清学术转型的一个"先导性"典范意义。这部学术专著的理论特色有三:一是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对黄绾思想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做了生动具体的描述;二是把黄绾的思想放到宋、明、清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深入而具体的分析研究;三是以"道学"为核心要旨以了解、把握黄绾的思想特质。

黄绾“艮止”思想及其对王畿近禅化的批评

对于王阳明"四句教"问题,钱德洪和王畿在理解上存在重大分歧,而这一分歧在阳明去世后,逐渐演变为学派的分化。主张"四无说"的王畿每讲必"杂以禅机",黄绾对此颇为不满。他指出王畿之学近禅为儒学所不取,亦为王门所不取,故以"艮止"思想来纠偏。他认为艮止之所即"心中之窍",同时"艮止"也是"圣圣相承"的道统本旨。黄绾较早地觉察到王畿等人的近禅化弊病,并提出对治之法,其思想对于我们研究阳明心学有其独特意义。

试论阳明学士人对杨慈湖“不起意”之说的评析——以王畿与黄绾、季本的争论为中心

"不起意"是宋儒杨简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命题。这一命题在明代经历了一个由沉寂到热闹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与阳明学士人的大力推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过阳明学士人所宣扬、评析的"不起意"之说并非全然符合慈湖意旨的"旧时味道",他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学术宗旨对"不起意"之说进行理论改造,并重新赋予其思想价值。如王畿、季本与黄绾分别借助对"不起意"的认同或批判,凸显其先天正心之学、龙惕之学及艮止之学。这种旧瓶装新酒的过程一方面呼应着思想发展的内部逻辑,另一方也反映着明代中晚期思想界特殊的时代关怀。

新见秦兵四十四年上郡守绾戈考

本文介绍了一件新见的上郡守绾戈，该戈铭文尚属首见，为秦史研究添加了新的资料。本文认为此“上郡守绾”当是见于《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的“五大夫绾”，而非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及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的丞相王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