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传染”特性,其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级化和生态化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后者促进了其增长;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绿色信贷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而对于不同维度,这一作用效果只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门槛特征;空间门槛模型显示,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小绿色信贷对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了吗?

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生态文明发展新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动力,绿色信贷政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需要进行量化衡量,旨为绿色信贷政策更有效地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作用机理、归纳近些年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典型事实后,基于2007~2019年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数据,以受政策支持的绿色企业为实验组,未受支持的非绿色企业为控制组,利用PSM-DID模型开展准自然实验,得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促进作用是通过信贷规模与融资成本两种渠道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且通过异质性分析分别细化了政策因企业区位、企业所有权、企业规模的促进作用程度差异;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绿色信贷促进农业农村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探析

农业农村绿色产业是新时代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内容,绿色信贷是推动农业农村绿色产业发展的重要金融工具。当前农业农村绿色产业发展面临“经营风险大、投资回报率低、绿色信贷制度不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不足、绿色信贷不良率高、信贷周期长”等问题,制约了绿色信贷投放和绿色产业发展。为此,在农业农村绿色产业发展中,应完善绿色信贷政策扶持体系,健全绿色信贷市场机制,发展绿色信贷中介机构,提高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动力,发挥绿色信贷对农业农村绿色产业的金融服务功能。

中国绿色信贷发展状况、基本特征与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市场是中国绿色金融体系中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市场,在支持绿色领域融资、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全球尚无绿色信贷的统一标准,国内外标准各有侧重。近年来中国的绿色信贷市场快速发展,其规模、增速及占总贷款的比重均持续攀升。从结构特征看,其资金主要投向绿色交通运输和清洁能源领域,参与机构从大型银行拓展到中小银行。从变化趋势看,其政策目标从号召引导过渡到制度规范,政策重点措施从限制性转变为鼓励性,产品类别从单一化发展到多样化,绿色信贷市场逐渐走向规范和完善。但是,当前中国绿色信贷市场在制度环境、激励约束、信息披露监管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缺陷。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促进中国绿色信贷市场发展的四点建议:促进绿色信贷制度的完善,加大政策激励与支持的力度,加快数据与信息披露体系建设,加强全流程的跟踪监管。

绿色信贷政策与污染型僵尸企业治理:淘汰与转型的双重效应

以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出台为事件构造了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对污染型僵尸企业的淘汰效应与转型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结果发现,政策显著增加了污染型僵尸企业的退出概率,且对于存续的污染型僵尸企业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绿色信贷政策淘汰效应的作用机制,来自融资可得性降低和融资成本增加导致的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影响;绿色信贷政策转型效应的作用机制,来自政策强化外部监督引致的代理成本下降。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淘汰效应和转型效应在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劳动力密集较低行业更显著,且淘汰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更显著,转型效应在国有企业更显著。将绿色信贷政策与解决僵尸企业难题的有效结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如何缓解信贷资源错配,加快推进僵尸企业治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Wind数据库、各银行官网等2008—2020年数据,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不同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规律、银行异质性与绿色信贷资金发放规模和占比的关系。研究发现:(1)长期来看,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该影响具有时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对银行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先增强后减弱。短期来看,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水平不显著,且对商业银行净息差表现为促进作用,对净资本收益率表现为先削弱后提高。(2)相较银行综合能力,银行规模对其发放绿色信贷资金的规模影响更为显著,规模越大的商业银行,发放绿色信贷的规模和占比越高,且这一影响更加稳定,因此可用商业银行规模表示银行异质性对绿色信贷政策效果的影响。(3)发放绿色信贷规模越大,商业银行财务绩效水平越高,但发放绿色信贷的占比与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呈负相关,因此商业银行发放绿色信贷的规模应结合自身总体资产规模综合考虑,在合适比例内发放绿色信贷资金,而不是一味扩大资金规模。(4)规模越大的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政策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越小,且该影响会受到与商业银行个体和与样本分析时间有关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政府应适当鼓励大规模商业银行响应绿色信贷政策,对小规模商业银行给予适当补贴。本研究仅供参考。

考虑不同合作模式和多方奖惩的绿色信贷风险优化控制研究

绿色信贷风险的优化控制,有利于推动绿色信贷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赢。本研究将政府部门、环保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行为纳入同一个理论体系中,充分考虑影响参与主体最优努力水平和绿色信贷风险最优轨迹的环境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不同合作模式下的绿色信贷风险优化控制模型,分析不同情境下参与主体的努力水平,比较绿色信贷风险的最优轨迹,找出绿色信贷风险优化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四方合作模式对绿色信贷风险的优化控制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二,政府的参与能够有效带动其余合作者的积极性。第三,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共存和投入互动关系。第四,补贴和惩罚措施在合作过程中能够产生激励和约束作用,但在非合作模式下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第五,参与主体的协同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绿色信贷风险的优化控制。因此,需要灵活运用行政、经济或法律等多种干预手段,并对补贴用途进行考评和增强舆论监督,防止金融机构和企业将绿色补贴挪作他用。同时,建立符合国内绿色信贷发展特点的风险标准,统一绿色信贷风险的评判和管控依据。

媒体关注与商业银行绿色信贷

绿色信贷是推进我国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系统考察了媒体关注对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度越高,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规模越大,其中政策导向型媒体和消极的媒体情绪在助力绿色信贷发展过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媒体关注能够通过缓解商业银行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提升其绿色信贷的执行意愿和动力。异质性检验表明,银行ESG表现越好、女性董事占比越大,媒体关注对绿色信贷的促进作用越强。

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绿色信贷政策视角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作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该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显著降低了污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作用渠道主要是加剧企业的资本深化过程,而不是缩减产出规模,同时外部融资约束也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2)该政策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并且资本深化过程对劳动生产率也会产生影响;(3)绿色信贷在市场集中度更高以及技术偏向较低的企业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大,同时企业更强的偿债能力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作用。本文为进一步推进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分配的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绿色信贷、环保投入与流通企业价值创造

本文基于2013-2022年我国A股流通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面板交互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流通企业市场价值创造的影响机制,并考察环保投入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流通企业价值创造存在积极作用;绿色信贷对流通企业环保投入的干预在短期内影响市场价值创造效果不明确,但长期中对环保投入的有效干预有利于企业市场价值创造;绿色信贷对流通企业市场价值创造存在以环保投入为门限变量的双重门槛效应。本研究旨在为加大绿色信贷政策力度、优化企业环境投资管理水平和建立绿色发展社会理念等提供理论参考。

绿色信贷、外汇风险感知与实体企业投资行为

文章选择2013—2021年间可能受到外汇风险冲击的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外汇风险感知与实体企业投资行为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绿色信贷对实体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在外汇风险感知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外汇风险感知与实体企业投资规模间显著负相关,即外汇风险感知会显著抑制实体企业投资;绿色信贷与实体企业投资规模显著正相关,即绿色信贷水平的提升会对实体企业投资产生刺激作用;绿色信贷显著削弱外汇风险感知与实体企业投资规模间的负相关程度。该研究可为优化实体企业投资行为选择、正确对待外汇风险感知、完善与推进绿色信贷政策提供有益支撑。

绿色信贷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助推”机制与“三重”困境——基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微观视角

绿色发展是乡村产业的必由之路,而乡村产业振兴依托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亟需绿色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振兴乡村产业。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的“主力军”,已延伸至“三农”领域的产业升级、转型与拓展。根据“金融创新→行为引导→产业绿色发展”的逻辑思路,绿色信贷能够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绿色农业、休闲农业和循环农业,继而助推乡村产业“绿色”振兴。其中,绿色信贷通过以下作用机制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绿”发展:延伸升级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拓展农业产业功能,拓宽收入渠道;创新发展农业绿色技术,提升生产、交易效率。然而,在信贷业务经营的合规性、安全性、盈利性原则下,绿色信贷业务存在“门槛准入”“服务韧性”“产品增量”困境,需要政府部门建立健全绿色信贷政策体系,银行机构提升绿色信贷服务水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发展乡村绿色产业,形成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绿色信贷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格局。

绿色信贷能否诱发污染企业的ESG信息披露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原始样本,依据2012年公布的《绿色信贷指引》构建准自然实验,实证探究绿色信贷政策与ESG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污染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经过排除其他政策检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更换污染企业和自变量的度量方式验证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通过提升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环保投资和资本市场关注度进而影响企业的ESG信息披露质量。此外,在非国有控股和主板市场上市的企业中绿色信贷政策对ESG信息披露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文章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应研究,而且为更好地利用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提升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绿色信贷、市场竞争和企业绿色创新质量

文章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双重差分法与《绿色信贷指引》等政策的出台相结合,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发现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升,且市场竞争负向调节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影响通过“压力效应”实现,即绿色信贷政策减少企业信贷资源来倒逼绿色创新质量提升,市场竞争负向调节中介效应前半段,正向调节后半段;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成长期企业中更显著,市场竞争的负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成熟期企业更显著。

绿色信贷政策能助力城市碳减排吗?——基于《绿色信贷指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以《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选取中国147个地级市的732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政策的实施对于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并且进行了企业绿色专利和城市产业结构双重中介机制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并且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实现了碳减排的目标。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比中西部地区更为理想,碳排放交易试点区的政策实施效果弱于非试点区。文章给出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该综合考虑地区异质性和同期政策的影响等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产业升级与居民收入增长

随着我国绿色信贷发展规模不断增加,分析绿色信贷影响居民收入的机制路径,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为验证绿色信贷、产业升级与居民收入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选取2005—2020年31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借助空间莫兰指数检验和固定效应回归方法进行机制和影响关系验证。经实证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并且验证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发挥中介效应,科技创新发展能够发挥调节效应。在后续的异质性分析中,得出绿色信贷发展能够更好地促进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增长的研究结论,为实现我国居民创收、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提供了充实的研究数据。

绿色信贷,高管创新意愿与企业创新持续性

创新持续性是我国突破创新瓶颈、解决创新“卡脖子”难题的有效方式。采用2013—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可考察绿色信贷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能促进企业创新持续性。机制分析发现,高管创新意愿在绿色信贷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在竞争程度越激烈的市场中,绿色信贷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盈利能力更强的企业和更充分的地区劳动力供给也能强化绿色信贷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不仅检验了企业高管具有创新意愿的重要性,也印证了市场竞争在企业创新持续性中的关键性作用。

绿色信贷对“两高”企业债务融资规模影响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大力推行经济社会绿色发展转型升级并取得显著成效。在绿色发展进程中,绿色信贷这一金融利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为切入点,选取2009—2022年A股“两高”企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将企业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纳入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的影响机制;同时加入产权和区域的交乘项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绿色信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两高”企业的债务融资规模,且对非国有企业与中西部地区企业债务融资水平的牵制更强。

绿色信贷的实施是否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基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协同效应”

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颁布为时间节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选取2008—2022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企业技术创新能够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管学历背景较高、处于成长期的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提出应从前端治理开始引导企业最终实现绿色化发展,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断提升自身的环境绩效。

金融科技、商业银行绩效与绿色信贷增长

双碳背景下,研究金融科技发展对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增长的影响效应,对促进银行业推动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显著推动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增长,其中金融科技的覆盖广度的影响更为显著;利用工具变量法检验后,结论仍然稳健;金融科技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国有银行过度依赖政策导向以及城市农商银行受限规模大小影响,导致金融科技对绿色信贷增长影响不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可以通过提高商业银行绩效进而促进绿色信贷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