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ID模型的绿色信贷政策效应分析——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使用DID模型分析了《绿色信贷指引》发布对“两高一剩”企业的投资影响。结果表明,“两高一剩”企业在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加大了转型力度,其投资需求较前期有所增长,但由于绿色信贷政策限制了商业银行对“两高一剩”企业的投资,导致“两高一剩”企业资金缺口增加。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提高转型金融重视度、精细化推进转型金融、建立清晰严谨的披露规则、提高转型金融服务型特点、建立完善的奖惩机制以及建立转型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等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市场竞争和企业绿色创新质量

文章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双重差分法与《绿色信贷指引》等政策的出台相结合,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发现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升,且市场竞争负向调节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影响通过“压力效应”实现,即绿色信贷政策减少企业信贷资源来倒逼绿色创新质量提升,市场竞争负向调节中介效应前半段,正向调节后半段;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成长期企业中更显著,市场竞争的负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成熟期企业更显著。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机制分析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另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的外部监督压力,进而有效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缓解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和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研究从理论上补充了企业投融资视角下绿色信贷政策效果评估领域的文献,实践上为强化政府、银行和企业三部门协同落实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导和启示。

绿色信贷政策、地区绿色发展差异与企业创新绩效

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规制在金融信贷资源配置层面的具体应用。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更显著。上述研究表明绿色信贷具有创新溢出效应,有效落实绿色信贷政策、提高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企业绿色创新不仅取决于企业层面的研发及创新活动,也受到绿色信贷政策等的影响。借助于2007—2020年A股上市的4022家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绿色信贷指引》实施是如何通过研发投入影响这些企业(尤其是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绩效。实证研究显示:《指引》对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绩效起到正向作用,但随着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时间的推进,其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存在一定递减效应;研发投入在《指引》和绿色创新绩效间起到负的部分中介作用;融资约束正向调节研发投入在《指引》与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绿色信贷、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研究发现:相较于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且实现了绿色创新“量”和“质”的双提升;异质性特征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生产率水平更高、面临金融错配程度较轻及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较低的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传导渠道检验证实,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及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传导渠道发挥正向促进作用。最后,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促进绿色企业发展?基于风险承担的视角

绿色信贷政策是否可以提高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对于经济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以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显著提高了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强化企业绿色实质性创新激励和提高银行信贷供给意愿是绿色信贷政策影响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增进效应在低现金水平、小规模企业和高市场化行业的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地区创新氛围和市场发展活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增进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表现为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地区创新氛围的增强和市场出清的加速,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激励效应将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为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的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绿色信贷政策增进绿色创新研究

绿色金融是促进绿色创新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和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双重背景下,本文采用双重差分(DID)方法检验了《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前后、绿色信贷限制行业相对于非绿色信贷限制行业的绿色创新表现,以此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相对于非绿色信贷限制行业,绿色信贷限制行业的绿色创新表现更加活跃,但绿色创新质量提升不明显。这得益于绿色信贷政策的代理成本降低作用和投资效率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地区环境执法力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绿色信贷政策增进绿色创新的作用增强。最后,绿色创新既能够显著提升环境和社会绩效,也能够显著提升财务绩效,但对后者的改善具有迟滞性。如何更好地实现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的有效结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本文最直接的政策含义。

ESG表现与企业“走出去”:路径机制与实证考察

推动降碳、减排、扩绿、增长协同发展是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微观主体,可持续发展理念正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垄断优势。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的提升可能成为“走出去”的新型优势。文章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利用企业个体与时间双向固定效应,实证分析ESG表现的提升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的提升可以显著而稳健地促进企业“走出去”,且各分维度中治理表现促进企业“走出去”的效果最显著,而环境表现与社会表现则相对较弱。政策冲击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指引》能够准确识别ESG表现的提升与企业“走出去”之间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所有制、规模、管理层的不同会使ESG表现的作用效果有所差异。调节效应显示,企业的融资约束、经营困境、效率问题会削弱ESG表现提升对企业“走出去”的促进效果。路径分析表明,ESG表现提升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促进企业“走出去”。基于此,文章提出要促进ESG信息透明度、制定ESG相关激励措施、积极参与国际ESG倡议等建议。

绿色金融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发展吗?

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国际贸易增长一直是贸易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本文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对外公布的《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绿色金融与中国出口贸易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出口贸易发展,改善出口贸易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优化出口贸易的量价结构;绿色金融带来的出口促进作用,就不同的样本分类存在异质性。渠道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通过缓解出口方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进而对出口贸易产生积极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在考虑双重差分法设定条件、安慰剂检验、极端值影响、零贸易问题等后,绿色金融对出口贸易的积极作用依然成立。本文研究证实了绿色金融是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绿色金融政策能够带来生态环境改善和出口贸易发展的双赢局面,这为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进绿色金融体系构建提供了来自现实层面的有效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