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数字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基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调节效应

加快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转型逐渐成为经济社会转型的两大主流趋势,高效的金融资源配置可以为绿色经济转型提供融资支持和风险管理。选取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区域数字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探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区域数字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短期内发挥正向调节作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短期及长期内对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调节作用呈现异质性。从推动数字化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及加强区域合作三方面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实现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在“双碳”背景下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超效率(SBM—GML)模型阐释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分别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双固定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PQRM)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是先抑制后促进;(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对高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程度远小于低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3)技术进步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等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全域技术效率尤其是规模效率是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承受能力,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缩小区际差异;其次要加强基础性研究,破除技术垄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规模经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政府环境审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经济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重要战略决策,政府环境审计在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基于2013~2022年我国281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政府环境审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环境审计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种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水平高、数字经济赋能强以及东部地区更为显著。作用路径检验发现,政府环境审计通过增强地方政府环境注意力、公众环境关注度以及地区污染治理等方面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时,政府环境审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还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数智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兼论政府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亟需以生产性服务业数智化为契机,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全方位改造,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理论阐述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AGTFP)的内在机制基础上,构建包含金融服务、科技信息服务和商贸流通服务三部分的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回归模型对2014—2020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数智化改造对AGTFP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讲,金融服务和商贸流通服务的数智化改造对AGTFP的影响呈现当期有效的特征,而科技信息服务数智化改造在较长的时间内仍可以保持对AGTFP的显著促进效应;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从强到弱依次为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政府环境治理能够强化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对AGTFP的影响。基于此,应大力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造,构建以科技信息服务为基础,金融服务、商贸流通服务为引领,拉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长效增长机制。

煤炭开采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

煤炭开采行业是高碳能源的生产行业,提升煤炭开采企业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对促进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影子价格模型,对企业的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进行测算,进而构建DEA-Malmquist指数模型计算煤炭开采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实证结果表明:样本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参差不齐,但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相对于综合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对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上升做出了更多贡献。基于上述结果,从企业内部、外部2个视角对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通过专利分析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及技术选择、分析外部政策环境,提出完善碳交易市场形成有效监管、适当扩张企业规模提高规模效率、加强自主研发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等对策建议。

数字要素配置、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约束与城市韧性

选取2011—2021年中国24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引申压力—状态—响应模型,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动态平衡面板模型对数字要素配置、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约束与城市韧性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数字要素配置水平对城市韧性存在正向影响而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对城市韧性存在负向影响,城市韧性对数字配置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城市韧性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负向影响。第二,数字要素横向配置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数字要素制度供给水平、数字要素产业发展水平和数字要素技术发展水平起负向调节作用;数字要素纵向配置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数字要素配置水平起负向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吸收数字经济发展及绿色节能创新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技术、新制度以创新韧性城市建设理念,并制定差异化、动态化的政策措施。

制造业集聚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对制造业集聚如何影响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探究,并梳理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在制造业集聚影响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各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运用T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制造业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分别检验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即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及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在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与我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我国制造业仍处于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产业集聚带来的拥挤效应大于规模经济效应,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不同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中,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集聚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抑制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集聚交互项系数为负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我国制造业产业布局仍需进一步完善,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绿色转型,与此同时政府应完善环境规制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发挥不同环境规制在实现绿色发展目标中的积极作用。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影响

基于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距离视角解读了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形成机理,并依据2001—2019年中国省(区、市)工业部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形关系,中国环境规制因实际强度整体较弱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是负向的,但样本期末环境规制的实际强度已迈过拐点强度,继续严格实施环境规制有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由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和行业结构绿色化程度较高,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拐点强度较低,其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在逐步拉大;在中国区域间环境规制政策非均衡实施的背景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明显较高,而环境规制拐点强度又较低,即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的距离较大,导致东部地区原本领先于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优势进一步彰显,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问题不断加剧。

环境规制、资源禀赋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2005~2020年283个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探讨了资源禀赋对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环境规制强度跨过一定的门槛值后,环境规制会促进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资源禀赋不仅会阻碍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还会对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说明资源禀赋会抑制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渠道促进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异质性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东中部和西部城市、高收入和低收入城市均呈现“U”型关系;资源禀赋对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调节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本文对于政府创新工业经济转型发展政策和环境保护体制、促进区域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能否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融资支持与技术支持的视角

在环境政策对生产率产生作用的过程中,实体企业部门的转型措施通过技术创新对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而转型决策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资金支持情况。本文聚焦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关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入实体经济融资获得情况即社会融资规模因素作为调节变量,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水平的环境规制促进GTFP提升,社会融资规模对环境规制与GTFP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技术创新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强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金融和技术支持作用提供依据。

教育人力资本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新动能吗?——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实现区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为了厘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新动能,采用SBM-GML模型,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2006—2020年的面板数据,系统分析和实证检验教育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及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①中、高水平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低水平人力资本则会形成显著的抑制作用;②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和倒“N”型趋势特征;③人力资本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促进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效提升的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能否提升我国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要素配置视角

以2003—2017年我国四大区域为研究对象,考虑区域要素配置形态,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分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配置驱动下整体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U”型影响。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均显著影响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各区域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所差异。与发达区域相比,欠发达区域产出水平低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滞后。欠发达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需加快改善区域要素配置形态,着重运用命令控制型代替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加强市场参与型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

绿色信贷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

为响应我国“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政策,改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成为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的代表,能够高效地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在能源低碳发展背景下将会成为提升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主要渠道。中国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整体呈现稳定的下降趋势,将绿色信贷与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纳入同一测评体系发现,绿色信贷实施程度越高,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改善程度越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可为制定以提高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为核心的绿色信贷政策和区域能源政策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试点排污权交易制度提高区域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研究

本研究以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为样本,依据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各行政区全要素绿色能源效率进行综合评价。结果发现,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我国东部地区能源结构更加合理,全要素绿色能源效率显著更高。在此基础上,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推行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会影响全要素绿色能源效率。验证结果显示,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能显著提高区域全要素绿色能源效率,具体实现路径主要是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污染试点地区,排污权交易制度对全要素绿色能源效率提高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环境保护税有助于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来自环境保护“费改税”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的迫切需要。文章运用287个地级市2010-2020年面板数据,基于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该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环境保护“费改税”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二,通过机制分析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通过促进产业升级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对地理禀赋更优、资源型城市,环境保护“费改税”绿色发展效应更明显。文章结论意味着,政府应继续优化环境税政策,推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优化。

开征水资源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了吗?——来自A股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开征水资源税试点是近年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完善绿色财税体制的重要环节。在积极推进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同时,如何保证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成为我国绿色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基于2016年开始逐步推行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2014—2020年A股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水资源税试点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水资源税改革对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水资源税主要通过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两个渠道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该政策效果在不同地区与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企业之间存在异质性。本研究为继续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范围,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环境资源约束下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研究

通过构建RAM-SFA-RAM三阶段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测度模型,对其不同层面的效率值进行多维测度与比较分析,并利用空间Tobit模型对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的驱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效率测度结果表明,环境因素与统计噪音是效率值计算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全国样本的效率值在2000~2017年期间总体变化趋势是以持续上升为主,但距离理想发展状态还存在较大差距,具体阶段上可划分为“稳增期”、“振落期”和“提速期”;区域层面的检验中,东部效率具有较为显著的领先优势,而中部和东北部效率差异性相对较小,其变化曲线存在明显的“交互性”现象,西部则整体效率偏低;主要经济带的检验中,京津冀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整体上要高于泛珠三角和泛长三角地区.驱动机制检验表明,基于全国样本维度的水资源禀赋、企业技术创新、用水结构和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城镇化率表现为负向抑制效应;在区域样本检验中,各影响要素在不同区域之间所呈现出的作用效果存在一定差异性,但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水平等应引起重视,不同区域需要依据其实际特点采取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中国省际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及节水减排潜力分析

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DEA模型测度2000—2017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利用自然断点法与变异系数探究了中国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并对各省份的节水减排潜力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省际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两极分化特征显著,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布态势;2000—2017年中国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且仍处于较低水平,仅实现了最优效率的70. 0%~80. 0%,但各省份间的差异正逐渐缩小;不同省份间的节水减排潜力差异显著,节水潜力与减排潜力均呈现西部中部东部逐渐递减的分布规律。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是企业提升绩效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特别是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低污染行业和东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国有企业、高污染行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促进力度更大;此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中介,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高企业TFP,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环境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着积极的调节作用,提升环境监管水平将进一步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我国不同区域城市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研究

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是体现经济效率与绿色效率视角下的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指标,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由绿色全要素水资源管理效率和绿色全要素水资源环境效率构成,我国城市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总体上仍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东部地区城市的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较低;内部管理及外部环境是造成我国城市总体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低下的原因。因此,我国城市应在优化外部环境的同时,提升水资源的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