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包容性增长机制与检验

新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化时代金融创新的产物,能够在公平、正义和环境多个方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经济全面发展。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28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包容性增长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效促进了绿色包容性增长,并且结论具有稳健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是通过影响科技创新、大众创业和产业结构促进绿色包容性增长,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大规模城市和高科教水平城市的作用较大。为此要加强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重视对人才的引进,并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实行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推动包容性绿色增长是解决我国低碳发展目标与经济增长矛盾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22年我国地级市层面数据,利用熵权TOPSIS法从多个维度测算了289个地级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2)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于非资源型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效应显著高于资源型城市;(3)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提高制造业集聚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鼓励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本文在进一步完善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现有分析框架基础上,为政府推进“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赋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

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种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个维度的可持续增长方式。基于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评估数字经济与包容性绿色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传导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居民消费两个渠道间接推动包容性绿色增长;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基于互联网普及程度的单门槛效应、城镇化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得出,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低财政自给率地区、高城乡收入鸿沟地区,数字经济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赋能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可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化转型、要素流动与包容性绿色增长--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随着数字经济纵深发展和全面拓展,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践行更为绿色、更具包容性发展理念的必然选择。文章从要素流动视角出发,深入探究数字化转型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采用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96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效应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显著提升效应;在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和低碳政策试点城市中,数字化转型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加速资本流动和劳动力转移,间接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研究结论为科学评估数字化转型社会经济效应,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要素配置功能,畅通要素流动,进而实现包容性绿色增长提供政策启示。

江淮分水岭区域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制约因素及实现路径研究

农村农业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这就需要在促进农业包容性发展的同时,要兼顾农业绿色增长,实现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以此推动实现农村农业的全面现代化。本文基于包容性绿色增长理论,以江淮分水岭区域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分析法通过选取江淮分水岭区域2017—2021年的面板数据,对该区域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制约因素和实现路径进行探讨。通过研究发现,该区域2017—2021年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波动性较小,稳定发展并逐年提高,但与安徽省均值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制约因素为:农业绿色生产普及率低,资源消耗较大,农业科技贡献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为实现该区域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需要推进农业绿色生产、减少污染资源消耗、强化科技助农提高农业服务效率及质量。

共生共荣:工业智能化发展与包容性绿色增长

为满足人民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现实需要,城市经济建设应立足于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即城市应以更加绿色、更具包容的路径实现高质量发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以工业机器人应用为表征的工业智能化为推动中国城市绿色包容发展提供了契机。该研究在构建全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科学测算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基础上,基于2007—2020年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数据和中国城市层面数据,运用多种模型实证考察工业智能化发展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①工业智能化发展显著促进了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该影响在财政支持水平较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以及创新创业活力较大的城市表现更为明显,且在地理区位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②就作用渠道而言,工业智能化主要通过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两种渠道实现;③工业智能化发展对城市的包容性绿色水平提升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如果能有效实现带动作用,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将有效提升。该研究力图丰富有关工业智能化发展促进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经验证据和实证,为城市智能制造发展和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提供政策参考。

低碳试点政策促进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吗

本文利用定基极差熵权法测算了2007—2020年间284个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且政策具有推广与累积效应;城市技术创新和居民就业规模是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促进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重要机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促进效应,在具有区位优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非资源依赖型的城市更为显著。此外,低碳试点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区域创新下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

本研究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了中国2009~2019年省级行政区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建立包含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模型,并利用空间滞后模型对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影响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抑制作用会通过区域创新的渠道传递;在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影响下,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创新的中介作用会增加这种负向溢出;虽然政府竞争压力影响只持续2年,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负向溢出效应持续存在。本研究有助于厘清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区域创新和包容性绿色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推动区域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价值。

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有助于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来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证据

包容性绿色增长作为一种绿色共享式增长,是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外生冲击,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从传导机制上看,数字经济发展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显著促进了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从空间效应上看,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邻近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从异质效应上看,数字经济发展对包括经济发展、财政分权以及城市规模等不同特征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包容性绿色增长: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共同富裕和绿色转型的双重目标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包容性绿色增长提供了新思路。鉴于此,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效果及作用路径,随后基于2011—2020年中国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评估。研究发现:(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推动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2)经济集聚可以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桥梁,且随着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表现出“先抑制后促增”的阶段性特征;(3)相对于千兆城市,非千兆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强;(4)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推动邻近地区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理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也可以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长江干流地区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时空特征及脱钩效应研究

提升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是长江干流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长江干流地区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紧迫任务。在高质量发展理念下,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构建长江干流地区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PCA-DEA综合评价模型对长江干流地区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进行测度,并探究其时空特征,在此基础上选用Tapio脱钩模型对长江干流地区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与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多维度成本压力之间的脱钩关系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长江干流地区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在时序上呈现出逐步改善的趋势,但效率改善幅度存在明显的省域差异性;(2)长江干流地区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对要素成本投入、环境成本投入和社会成本投入的依赖程度逐渐趋于弱化,但对不同成本投入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异,且依赖度的弱化呈现不稳定性和省域差异性。据此,长江干流各省区市应通过加快农业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探索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发挥政府对农业的调节作用等,不断降低农业对各成本投入的依赖程度,以推动各省区市协同发展,实现长江干流地区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持续向好。

包容性绿色增长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客观上更易形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阻碍现代化发展进程。文章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下,试图为应对发展中的矛盾问题、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理论支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非包容与非绿色矛盾产生的必然性、包容性绿色增长理念转变的一般性以及先发国家向外部转嫁矛盾的特殊性相比较,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中工业化、城镇化、引进外资发展等方面存在的矛盾,进而提出在包容性绿色增长视域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若干建议。

科技金融投入、数字金融与包容性绿色增长——以安徽省为例

选取2011-2020年安徽省16市数据,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定基极差熵权法测度安徽省包容性绿色增长,以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实证检验科技金融投入、数字金融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安徽省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总体上升,存在区域差异;科技金融投入显著提升安徽省包容性绿色增长,其中金融机构和政府投入发挥主要作用;科技金融投入的作用效果受研发人员投入和科技创新水平制约;数字金融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并通过融资渠道促进安徽省包容性绿色增长。

新疆农村包容性绿色增长测度及策略研究

【目的】基于2004—2020年新疆的农村面板数据,统计分析其农村包容性绿色增长现状,评估其绩效,为探寻农村包容性绿色增长实现路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运用相关分析、判别能力分析和理性甄别分析法,建立包括农村经济增长、民生福利、绿色生产和环境保护4个维度及18个指标在内的新疆农村包容性绿色增长评价体系,利用熵权法分析评价2004—2020年新疆农村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绩效和各维度发展情况。【结果】在2004—2020年间,新疆农村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指数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与我国农村包容性绿色增长趋势相吻合。在农村经济增长、民生福利、绿色生产和环境保护4个维度的协同作用下,2004—2020年新疆农村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发展阶段可归纳为起步阶段、快速上升阶段、增速放缓阶段和增速回升4个阶段。其中,农村经济增长和民生福利2个维度的发展对新疆农村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的提高具有巨大贡献,环境保护维度的波动式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疆农村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的提高,但绿色生产维度的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疆农村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的发展。【建议】新疆各级政府应通过因地制宜构建多元化农村经济产业发展模式、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强化政府引导作用推进农村绿色发展,以提高新疆农村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

贫困地区的包容性绿色增长何以可能?——基于江西省信丰脐橙产业的案例

在2020年中国即将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时刻,本文以江西省信丰脐橙产业为例,阐述了贫困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实现机制和路径。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可以依托绿色资源实现包容性绿色增长。从实现机制上,“资源-经济价值-减贫-资源再投资”的良性循环确保可持续的包容性绿色增长。从实践模式上,实现资源跨界集约化配置与确保农户与现代经营主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是实现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关键因素。就前者而言,包括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绿色转型、一二三产业融合开辟增收新渠道、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延伸产业布局三种形式;就后者而言,表现为建立多元化利益联结机制。本文结论对我国贫困地区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进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测度、差异分解及收敛性研究——以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基于2004—2017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定基极差熵权法、Kernel密度估计方法、Dagum基尼系数分析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分布动态与区域差异,并利用收敛模型对其σ收敛、β收敛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远高于长三角,两者均呈上升趋势,但长三角年均增速要高于珠三角。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均不存在两极或多极分化趋势,区域内相对差异是其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长三角与珠三角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均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且长三角对珠三角存在明显的“追赶”态势。技术创新、政府干预和人力资本三大因素对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收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分别表现出污染避难所效应和消极结构效应。为提升长三角与珠三角及其它城市群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应当积极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要推动外资利用方式由追求外资数量向注重外资质量转型,促进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协同发展,合理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提高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和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

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及其动能接续转换的研究进展

在“五个文明”建设的新时代,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增长动能不足、发展机会不均等、收入差距高位徘徊、资源耗减加速和环境污染加剧等严重约束。要破解这些约束,须在理论上对传统的经济增长理念进行拓展和创新。文章首先梳理了经济“绿色增长”、“包容性增长”及“包容性绿色增长”理念的发展脉络和研究进展,然后综述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接续转换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综述结论表明,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中国在新时代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资源节约和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增长模式;虽然对中国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及“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成果,但现有文献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现有研究虽然对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进行了理论探讨,但对其概念的逻辑结构并未达成共识,也没有文献构建中国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进行探索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因此该研究领域存在较大的可拓展空间。基于该领域的现有成果和发展动态,提出了可进一步拓展的研究方向:要深入探析“包容性绿色增长”概念的逻辑结构,探讨中国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基础、理论逻辑和内外部条件,分析关键性政策对中国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机制,讨论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机制,从而尝试构建“包容性绿色增长”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动能系统以及新旧动能转换。

包容性绿色增长目标下产业高质量发展:文献解读与研究框架

【目的/意义】依据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目标要求,研究推动以人为中心的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是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必须着力研究与有效解决的重大课题。【设计/方法】运用唯物史观下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整体分析范式,以有效激励劳动主体为导向的产业生产方式变革为逻辑基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实践主线,将宏观经济增长范式转变–微观企业行为变革–中观产业转型发展统一起来。构建具有体现包容性绿色增长目标导向的高质量产业发展分析体系框架。【结论/发现】通过这些方式来求解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民生绿色化转型,迈向高质量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城市能否因“智慧”而“绿色包容”?——基于中国智慧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融合的产物,而包容性绿色增长则是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战略思想,智慧城市试点能否推动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还有待进行检验。该研究基于2009—2020年2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智慧城市试点对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外,还对政策效应的子系统路径、区位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智慧城市建设会对包容性绿色增长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政策效应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强,并且智慧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和绿色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不显著。②智慧城市建设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其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均表现出显著的积极影响,在东北地区表现出显著的消极影响,在中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③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点,智慧城市建设能显著促进邻近非试点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绿色增长,但是仅能显著促进邻近试点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为了提升政策试点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应将重点放在推动包容性增长,基于各地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制定合理的试点目标;另一方面,应促进地区间试点经验和创新资源的交流,合理安排创新资源的投入水平,避免“洼地效应”和“虹吸效应”的产生。

中国三大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综合评价实证研究

构建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依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中国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47个成员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与城市规模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大部分城市处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高水平协调或者低水平协调组。最后,提出提高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