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地更新为绿色基础设施的潜力评估

【目的】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 GI)更新是解决收缩城市空地问题的有效手段,对城市生态系统有功能融合与结构调整的作用。【方法】从功能与结构视角,评估黑龙江省鹤岗市中心城区空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和景观连通性,通过多因子叠加分析法评估城市空地更新为GI的潜力。【结果】鹤岗市中心城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较强的空地占比26.47%,景观连通性较强的空地占比16.26%,整体更新潜力不高,具有较高更新潜力的空地仅占22.19%,主要为面积较大的空地。【结论】通过构建城市空地更新为GI的潜力评估体系,提出了增加式、合并式、插入式与预留式空地更新模式,以及收缩城市空置用地更新的针对性规划策略,可为收缩城市空地再利用的规划实践与GI格局优化提供依据。

绿色基础设施供需适配关系演进特征及其规律--以南京市为例

绿色基础设施(GI)供需均衡对维护城市或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提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绿色基础设施供需适配关系的视角出发,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对GI服务供给进行测度,从社会、经济、生态和环境四方面综合评价GI需求,研究南京市GI供需适配关系的演进情势,揭示其时空配置的差异性。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南京市GI供给呈主城低、郊区高的分布格局,总供给、人均供给和单项供给均先减后增。(2)GI总需求逐年减少,形成从中心城区向郊区递减的三个圈层。(3)南京市共划出9个供需适配类型,对应11个辖区划出99个供需适配类型组合区,供需适配较好区与较差区分别占全市国土面积的26%和44%,呈不均衡分布。(4)主城区较适应的匹配类型是低供给-中需求,郊区维持低供给-低需求较符合区域发展实际,并针对不同类型区优化提升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非使用价值评估的绿色基础设施发展模式研究——以南京幕燕森林公园为例

文章预设生态修复和文化开发两种发展模式,采用条件价值问卷对南京幕燕森林公园的非使用价值进行评估,并进行威尔科克森(Wilcoxon)有效性检验与皮尔逊(Pearson)影响因子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1)生态修复模式下,2021年幕燕森林公园的非使用价值为4.07亿元,显著高于文化开发模式下的非使用价值总量;(2)实验收集数据不存在嵌入效应,数据具有有效性;(3)受访者的交通便利、文化景观、森林园路状况满意度等自变量与因变量支付意愿(WTP)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相关性,而受访者受教育程度、出行时长、交通工具与WTP存在极显著负相关性。最终综合分析实验数据,提出未来幕燕森林公园应遵循的生态修复发展模式以及具体的规划建议。

基于NSGA-Ⅱ算法的绿色基础设施多目标空间优化

【目的】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GI)是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保护区域生态系统安全和稳定的重要载体,而GI所能供给的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关系导致GI的规划决策难以同时最大化多项服务供给。旨在以多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协同增益为目标构建一个辅助GI规划决策的多目标空间优化模型。【方法】基于NSGA-Ⅱ算法,以InVEST模型构建目标函数,在Python开发了协同生境质量服务、作物生产服务、雨洪削减服务3项主导生态系统服务的GI布局优化模型,并在安徽省芜湖市中心城区进行了应用。【结果】优化模型共获取50个末代帕累托最优GI布局,据此遴选出不同服务偏好下的GI布局方案,各方案相应服务供给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生境质量目标偏好方案的全局平均生境质量指数从现状方案的0.2988提升至0.3115;雨洪削减服务目标偏好方案的径流滞蓄量从70189.34 mm/a提升至71673.20 mm/a;作物生产目标偏好方案将作物生产总价值量从464169.51万元提升至464582.90万元;折衷方案的雨洪削减服务供给能力和生境质量服务供给能力优于现状方案,其径流滞蓄量和生境质量指数分别达到71658.67 mm/a和0.2993,而在作物生产服务供给能力上并没有实现对现状方案的提升。根据优化结果分析了GI供给的各项服务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归纳了在各种服务偏好下和协同多项服务时的GI空间布局特征。【结论】多目标优化算法为辅助协同多项生态系统服务的GI布局决策、探索生态系统服务间权衡与协同关系、明确不同服务目标导向下的GI空间规划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为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采用模型算法辅助生态空间及GI规划的实践提供了有力工具。

绿色基础设施对呼吸健康的影响研究进展

绿色基础设施对支持和保障居民呼吸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科学认知绿色基础设施与呼吸健康的关联性及其影响路径,可有效推进绿地健康效益理论研究与健康人居环境建设实践。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与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来源,对与呼吸健康相关的绿色基础设施研究进行综述。结果表明,绿色基础设施的多维特征均与呼吸健康存在显著关联,但现有研究结论存在差异性;绿色基础设施影响呼吸健康的多条路径耦合交织,其中空气质量和体力活动是重要的中介变量。目前研究存在侧重单维绿地指标、聚焦孤立绿地空间、局限单一影响路径和偏重理论层面描述的局限性,未来研究需在完善多维绿色暴露测度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环境风险暴露—体力活动促进”耦合作用下的绿色基础设施构建模式及其健康影响机制。

布达佩斯绿色基础设施规划脉络、框架与启示

近十年来,匈牙利逐步完成了城市规划体系的根本性改革,并将绿色基础设施构建纳入城市规划体系。布达佩斯绿色资源禀赋较高,但资源分配极不均匀,构建绿色基础设施面临着多种多样的挑战与机遇,在此方面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解析绿色基础设施概念内涵,梳理布达佩斯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发展脉络,并对其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从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包括对现有绿色空间及自然资源的调查分析与分类、面向五大目标的规划框架、基于“政府—多方协同—公众参与”权利分配模式的实施管理。从规划框架与内容、实施方案与保障体系三个方面为中国的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提出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PM_(2.5)的消减效应

研究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PM_(2.5)的消减效应,有助于为城市群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撑。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为例,基于2000—2020年建成区面积数据、土地覆盖数据以及PM_(2.5)数据系统分析城市群PM_(2.5)浓度的时空演变特征,以林地、草地、耕地、湿地、水体等5种绿色基础设施为驱动因子,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中的因子探测与交互作用探测,探索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PM_(2.5)浓度的削减效应。同时,结合夜间灯光数据以及约束线方法,进一步剖析城市化水平对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的约束效应。结果表明:(1)2000—2020年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年均PM_(2.5)浓度在时序上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在空间上呈现由西北向东南级差化递减的分异特征。(2)2000—2020年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PM_(2.5)存在削减效应,但历年削减率均不超过4%,其中扩张区的削减效应显著高于老城区。(3)因子探测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绿色基础设施因子对PM_(2.5)浓度的解释力在老城区总体呈现出林地>草地>耕地>湿地、水体的规律,而在扩张区呈现出林地>草地>耕地、水体>湿地的规律;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表明,林地与湿地、林地与草地、林地与水体是削减PM_(2.5)浓度较为显著的交互组合,其交互解释力在老城区与扩张区均达到0.5以上。(4)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PM_(2.5)浓度的削减效应受到城市化水平约束,其约束线形态在老城区与扩张区均为指数型。本研究有助于在城市群尺度为以自然为本的气候解决方案(Natural Climate Solutions, NCS)的落实提供依据。

“同一健康”视角下以绿色基础设施为导向的城市空置土地转化研究

【目的】将城市空置土地转化为绿色基础设施,对建设健康城市具有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优化效应。引入“同一健康”理论,阐述将城市空置土地转化为绿色基础设施的健康效应,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转化路径,进一步探讨城市空置土地的分类与评价方法,作为转化后绿色基础设施的分类依据。【方法】基于文献综述与案例分析,对近20年国内外城市空置土地相关研究文献与实践案例进行梳理与总结。【结果】将城市空置土地转化为绿色基础设施的健康效应包括人类健康、生物健康、环境健康3个方面,转化路径遵循“基础研判——类型学研究”“潜力评析——评价体系构建”“转化方向——模式与措施”探索3个递进的阶段。【结论】阐释了将城市空置土地转化为绿色基础设施的意义、评价方法以及转化模式,探讨了中国城市空置土地研究价值认知缺失的空白,以及未来在中国国情下城市空置土地向绿色基础设施转化的实践与研究方向。

碳中和目标下绿色基础设施公募REITs产品的账务处理探讨

解决绿色基础设施公募REITs产品的账务处理,是推动碳中和目标的基础。其中,绿色基础设施公募REITs产品的会计处理路径包括建造绿色基础设施公募REITs产品、支付资产支持证券建设费用、转入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证券的会计处理路径包括基金管理人形成资产支持证券、原始权益人从资产支持证券中获取投资收益、投资者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会计处理路径包括建造绿色基础设施项目、支付相关费用、出售绿色基础设施项目获得收益。

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更新中的途径探讨——以成都市天府绿道为例

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存量更新时期,在城市更新大背景下,构建绿色基础设施能为城市更新提供一种切实可行且高质量的解决办法。以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探讨我国城市更新中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途径与实践。分析了绿色基础设施的定义、含义和类型,提出建立绿色网络系统实现城市结构更新,营造多元空间功能、实现城市职能更新2条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更新中的途径。以成都市天府绿道为例,展示了绿色基础设施在城市更新中的实践。总结思考了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更新的关系及其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以期为我国城市更新建设提供绿色可行的有效途径。

安第斯山脉的绿色基础设施:高山人居的合作性景观设计策略

以“绿色基础设施”为核心概念,剖析了拉丁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城市化不同历史进程中孕育出的传统绿色基础设施要素和体系。以秘鲁卡奇河流域的阿亚库乔的城乡结合区域为例,具体展现了在气候变化和政府规划职能不完全的情况下,当代高山人居需要基于传统智慧、与社区内外的多主体联动,在知识生产和转化过程中进行多维合作,才能推动绿色基础设施体系成型和运作,以应对人地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挑战。分析指出,绿色基础设施与高山聚落的空间社会文化密不可分。借助《安第斯城市化》项目,探讨了宏观流域、中观城乡一体化和微观社区尺度各自对应但相互耦合的的三种景观设计策略。上述设计研究和景观策略在安第斯山脉语境中展现了绿色基础设施的多样构成、综合作用和合作意义,并为中国的绿色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提供借鉴。

南昌市绿色基础设施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与优化策略研究

城市自然资源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生态系统服务,然而由于城市的扩张,城市绿地数量下降并趋向破碎化,城市绿地从增量时代进入了存量时代,这使得城市绿地的管理和规划成为城市绿地生态规划的关键。为从生态学角度给城市绿色基础设施规划与管理的优化提供依据,应用MSPA方法和In VEST模型识别绿色基础设施生态源地,对其生态系统服务的分布格局和各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定量评估。依据绿色基础设施生态系统服务的测算结果,提出了南昌市绿色基础设施的优化策略,包括保护核心区,增加桥接区面积,将具有生态系统服务的闲置土地纳入绿色基础设施等,以提高南昌市城市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

基于多源数据的山地县域绿色基础设施网络构建及修复策略——以重庆市万州区为例

以重庆市万州区为研究区,以生物多样性为切入点,综合运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识别GI网络中心(hubs)和连接廊道(links),结合图论、电路理论及几何形态学划分重要性等级,提取廊道上的生态夹点区域,并针对山地城镇的典型生态问题提出对应的精细化保护与修复策略。结果表明:1)万州区内网络中心42处,总面积996.35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8.83%,总体“东密西疏”,形成“一屏三带、散点分布”的格局;2)连接廊道80条,总长度292.97 km,呈现“东强西弱、东短西长”的分布特征;3)生态夹点142处,占廊道长度的9.60%,主要分布于东部。据此,将网络中心分为连绵涵养区、重点保护区和独立修复区制定分区修复策略;将连接廊道分为关键廊道、重要廊道和一般廊道制定分级修复策略;对不同用地类型组合方式的生态夹点区域制定精准修复策略。

国土绿化如何“点绿成金”?——来自中国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创新效应的经验证据

在城市绿色基础设施驱动创新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2003-2021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绿化指标和专利申请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绿地率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创新,该现象得到工具变量法等多种稳健估计方法的进一步确认。机制检验表明,城市绿化的空气污染净化效应和资本错配矫正效应可以缓解污染对创新能力的损害,两者共同驱动城市创新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绿化的创新驱动在秦岭淮河线以南城市表现得更为强劲。鉴于研究发现,后续应进一步深化国土绿化行动相关政策措施,提升城市生态宜居环境的创新人才吸引力,不断完善“美丽中国”驱动“创新中国”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

LID理念下的韩国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实践与启示——以德津湖流域为例

韩国德津湖流域因水质恶化被指定为优先治理水域。近些年,该流域通过水生态修复项目,重获可持续的生态安全城市面貌和水友好型城市宜居环境。以德津湖流域为研究区域,梳理和介绍了其水生态修复过程中关于“德津湖流域LID-绿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背景、相关政策、技术方法、实践应用及其产生的协同效益,进而分析总结出其水生态修复实践的方法和具体策略,以期从低影响开发、多组织协作和多目标统筹3个方面为中国城市水生态修复建设提供借鉴与启示。

景观作为绿色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影响——以广州增江附城河东汇城段为例

传统滨水空间呈现出的同质性和过度商业性已经难以满足市民的审美需求和城市发展的方向。该文以广州增城区增江附城河东汇城段为例,结合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周边的绿地空间,以城市河道为主体探索小尺度的城市空间规划。河道景观可以作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它有利于恢复与提升城区的自然生态功能,为动植物提供生存空间。通过创建生态廊道和不同的生活场景,设计师可以打造集雨洪、生态、休闲娱乐等多功能协调的城市景观。通过重新定义人和河流的关系,重塑市民对该空间的记忆,增强市民对河流的亲近感和对城市的认同感,实现城市空间布局形式的优化。

缓解热岛效应的城市聚合型绿色基础设施植物景观生态适宜度评价

城市聚合型绿色基础设施中的植物群落景观可以通过植物的降温和增湿作用,显著缓解热岛效应。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公园绿地的结构特征分析,而对热岛效应相关的公园绿地景观评价研究则相对不足。以苏州市白塘生态植物园为例,选取22个群落样方,以物种多样性、体感舒适度和空气颗粒物为准则层,物种个体数、物种丰富度、生态优势指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综合舒适度指数和PM2.5数值等为指标层,结合层次分析法(AHP)和主成分分析法(PCA),以确定影响景观适宜性的关键指标及其权重,构建热岛效应导向下的景观适宜性评价体系,深入探究植物群落景观在缓解热岛效应中的作用。结果显示,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权重贡献率最大,达22.48%;白塘植物园中55%的植物景观单元具有较高的适宜性,乔木种类多样性和乔灌比对景观适宜性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当乔木种类超过5种且乔灌比接近6∶5时,景观单元具有较高的适宜性。根据研究结果,从地域性、多样性、层次性三个方面提出优化策略,旨在为城市热岛条件下的植物景观规划提供参考。

韧性视角下的绿色基础设施

当前,国际组织尤其是以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环境署(UNEP)、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与开发计划署(UNDP)为代表的工作框架中,提出了治理、管理、空间实践、数据科学与金融各个领域的协同支持开展。中国的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GI)研究主要聚焦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管控土地利用并引导新的城乡结构、挖掘生态系统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强调其在存量更新中微观及中观层面的社会性和地方性。绿色基础设施作为支撑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绿色生命支持系统”,与传统绿色空间相比,更注重对自然与半自然要素的多尺度审视,强调尺度分类、多功能效益与网络建设,可引导各生态规划协同开展。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实践探索

本文围绕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和实践进行了深入探索,旨在提出一套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分析绿色基础设施的概念、特征及其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应用,文章探讨了如何有效整合绿色基础设施与国土空间规划,以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本文还总结分析了国内运用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理念促进城市生态环境优化、城市安全韧性提升的成功案例,总结了成功经验和面临的挑战,为未来的规划实践提供了参考和启示。

公共健康视角下的绿色基础设施

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作为今后15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在此背景下,以促进公共健康为目的的人居环境建设逐渐成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其中,绿色基础设施作为一个跨尺度多层次、相互连接的绿色网络结构,包含国家自然生命支持系统、基础设施化的城乡绿色空间和绿色化的市政工程基础设施三个层次,因其耦合了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双重属性,所以其既是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公共健康干预的重要空间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