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分水岭区域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制约因素及实现路径研究

农村农业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这就需要在促进农业包容性发展的同时,要兼顾农业绿色增长,实现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以此推动实现农村农业的全面现代化。本文基于包容性绿色增长理论,以江淮分水岭区域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分析法通过选取江淮分水岭区域2017—2021年的面板数据,对该区域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制约因素和实现路径进行探讨。通过研究发现,该区域2017—2021年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波动性较小,稳定发展并逐年提高,但与安徽省均值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制约因素为:农业绿色生产普及率低,资源消耗较大,农业科技贡献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为实现该区域农业包容性绿色增长,需要推进农业绿色生产、减少污染资源消耗、强化科技助农提高农业服务效率及质量。

绿色信贷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梳理绿色信贷促进绿色经济增长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绿色经济与绿色技术水平的GML指数,并使用不同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既可以直接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推动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产业转型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同环境强度规制下的绿色信贷政策效应存在较为明显的异质性,绿色信贷政策在低环境规制强度区域政策效应较强,在高环境规制强度区域政策效应较弱。

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

为衡量工业增长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本文构建了"工业绿色增长指数",并运用基于松弛测度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对2007-2011年中国30省(区、市)进行测算,根据得分将其分成高绿化度地区、中绿化度地区和低绿化度地区;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测算了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这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同时考察技术创新、工业结构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程度。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增长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行政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显著,市场型环境规制在高、中绿化度地区起主要作用,而低绿化度地区以行政型环境规制为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有限;技术创新和工业结构也是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中西部地区要树立绿色、低碳的理念对东部地区所转移的产业进行选择;高绿化度地区需在提高排污费标准的同时,逐步采用排污权交易等方式加大对环境污染总量的控制力度;低绿化度地区可在实行低标准排污费政策的同时,逐步实现从行政型向市场型环境规制的转变;逐步发挥并扩大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注重与节能减排相关的技术吸收和应用推广,降低高载能行业的比重。

中国区域工业绿色增长指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DEA方法测算了2005～ 2009年我国各地区的工业绿色增长指数,并运用随机效应的面板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广东省的工业绿色增长指数平均值最高,宁夏最低;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最低;东部地区提高幅度最小,中部地区提高幅度最大;地方经济发展对工业绿色增长有着不显著的正向影响,重工业化的结构有着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区科技水平和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赋能上海国际绿色金融枢纽创新发展研究

一、前言数字经济时代颠覆式创新日益突显,全球经济逐步从工业经济时代的线性增长转向数字经济时代的指数增长。数字经济不仅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领域,还是引领新兴产业发展和带动传统产业转型的主导力量。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和产业转型发展的核心引擎。全球城市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枢或组织节点,面对环境压力,全球城市的发展模式面临新的调整,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城市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体现为由全球城市区域作为主体直接参与的全球竞争,全球城市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绿色经济福利增长指数与GGDP体系构建

GGDP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应用过程中都遇到了许多难题,如果不加以解决,那么GGDP的概念仅仅是理论上的,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本文在定义“绿色经济福利增长指数”概念的基础上克服了这些难题,并利用这一指数解读、预测中国经济的近年发展。通过建立一个关于“绿色经济福利增长指数”的计量经济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对GGDP核算体系的构建提出了若干建议。

我国各省份绿色经济发展指数测度与时空特征分析——基于包容性绿色增长视角

近年来,包容性绿色增长常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标准之一。联合国环境署在评估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标上构建了客观的指标体系——绿色经济发展指标(GEP)体系。基于此,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构建了适于我国的GEP体系。采用熵权法测度了我国31个省份2012—2016年度GEP指数,并对指标特征进行了时空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省份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总体向好,但存在总体增速减缓、省际增速差异明显的特征;同时,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在一些区域体现高水平集聚与溢出效应,而在另一些区域则处于低水平扎堆等特征。论文对上述特征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区域差异与收敛——基于Zenga指数分解

文章基于2010—2018年中国287个城市数据,从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绿色生态三个层面构建了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ESG分析框架,并采用Zenga指数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异与空间收敛。研究结论认为:一是从总体上,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IGG)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其中经济增长与社会包容维度上升较快,绿色生态增长缓慢;二是IGG的Zenga指数呈波动式下降趋势,组间差异远大于组内差异;三是IGG存在空间条件收敛,社会包容的收敛速度最快,经济增长和绿色生态的收敛速度相当;四是IGG还存在俱乐部空间收敛,其中领跑者的收敛速度最快,跟随者的收敛速度最慢。为此,研究认为中国需制定合理的包容性绿色增长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加强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扬长补短,以期加快实现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目标。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引发的生态问题亟待解决,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因此,发展绿色金融对推动经济行稳致远至关重要。本文以我国2008—2020年31个省(市、区)为样本,从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投资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分析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检验科技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及绿色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势头强劲但地区不均衡,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明显,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科技创新投入在其间具有带动发展的作用。此外,绿色金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人力资本存量对绿色TFP增长率的影响——基于考虑环境因素的Malmquist指数

从人力资本存量角度,对研究我国考虑环境影响的绿色TFP增长率方面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引入环境综合指数,构建考虑环境影响的Malmquist指数来计算绿色TFP增长率,并运用我国1996—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建模,发现我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劳动力确实形成环保型人力资本,因其对绿色TFP增长作用为正,对传统TFP增长作用为负。此外,还发现"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成立。最后用差分GMM对估计结果做检验,结果表明稳健。

绿色增长驱动因素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20国集团(G20)”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从"绿色化"视角出发,将资源约束和环境绩效纳入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框架,构建国家绿色增长指数。并融合A-EBM模型、全局Malmquist指数、Zofio分解分析与K-W秩和检验技术,实现对20国集团2000—2010年间绿色增长水平的动态比较以及驱动因素识别归纳,进一步明确各国绿色增长源泉和提升路径。结果表明:观测期内,20国集团绿色增长指数保持了较为平稳的态势,仅有发达国家在整体上实现了绿色增长,金砖国家和新兴国家则出现了绿色增长的"退步"。其中,中国的绿色增长指数在20国集团中最低,不但与发达国家具有显著差距,且低于金砖国家平均水平;各驱动因素中,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在20国集团整体上出现了改善,制度优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绿色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新兴经济体中出现了下降。技术规模偏好仅在发达国家中实现了进步,对其他组织的绿色增长均出现了抑制作用。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借鉴治理理论和技术转型理念,认为,应通过绿色技术转型和绿色治理能力提升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的转变,加快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追赶,尽快实现高水平的绿色增长。

生态环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绿色GDP测算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宏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研究已经不能回避生态环境压力的影响,但如何将生态环境压力量化,并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尚无定论。文章将总人均生态足迹与人均生态承载力的比值作为生态环境压力指数,描述生态环境的承压情况。然后,将生态环境压力指数看作全社会生产函数的新投入要素,以拓展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测算出中国生态环境压力指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生态环境压力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为18.51%。进而所定义的绿色GDP就是总GDP减去生态环境压力指数加大对社会产出的"总贡献"部分。这样,绿色GDP的核算公式说明生态保护非但未减少生产总值,还无形中增加了绿色GDP,并以隐藏的财富蕴含于自然界中。

山东半岛城市群绿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2008—2018年山东半岛城市群1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通过Tapio脱钩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间的动态关系。其次,采用SYS-GMM模型探讨了影响两者关系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1)研究期内,山东半岛各个城市绿色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动态关系变化差异很大。具体而言,在17个城市中,仅个别城市实现了绿色发展水平增速显著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最优状态,约1/3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增速跟不上经济增长速度,还有近半数城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绿色发展水平出现下降。(2)人口聚集和产业结构水平虽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抑制了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不仅明显促进了经济增长且推动了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

技术差距、技术引进与中国工业绿色经济增长

运用绿色增长指数来衡量中国各省份的经济状况,将技术差距纳入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中,并依据技术水平的差异性,分组别研究自主研发、技术引进、技术差距对工业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技术水平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同;高技术水平区域,自主研发是绿色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国内技术引进作用大于国外技术引进,技术差距对绿色经济增长起到负向作用;中低技术水平区域,技术引进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国外技术引进的作用大于国内技术引进,技术差距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增大吸收能力有利于技术引进的溢出。

工业企业研发创新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绿色增长视角

基于绿色增长视角创新研发方向的约束,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纳入工业企业研发创新绩效评估框架中,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2005—2011年我国30个省级区域的工业企业研发创新相对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工业企业研发效率偏低,均值为0.553;研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3.6%,由研发创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等因素所致;将研发效率与研发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相结合,按竞争力强弱和进步节奏快慢将30个省级区域分为4种类型。

中国绿色扶贫性增长测度及分析——兼论可持续性减贫

基于OECD绿色增长战略框架,重塑测度中国绿色扶贫性增长指标体系;利用包含多种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ZSG-DEA 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及其指数分解对1998—2016年中国绿色扶贫性增长进行科学合理的测度,并运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对其进行趋势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绿色扶贫性增长水平总体呈现逐年波动下降的趋势,其中两个重要源泉是纯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前者呈现上升趋势,后者呈现下降趋势,且前者的上升幅度低于后者的下降幅度;各地区绿色扶贫性增长水平、纯技术进步以及效率改进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绿色扶贫性增长水平和效率改进水平最高,中部地区纯技术效率水平最高,而西部地区三个方面指标都最低。进一步分析显示,中国绿色扶贫性增长指数具有收敛性,即存在阶段式σ收敛以及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

扬子江城市群绿色要素增长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提高绿色要素增长效率是实现扬子江城市群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超效率模型以及马奎指数对扬子江城市群8市的绿色要素增长效率从动态、静态两个方面进行评价,并利用Tobit模型对影响绿色要素增长的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能源消耗量等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后探究各因素对绿色要素增长效率影响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扬子江城市群绿色要素增长效率的政策建议。

市场分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绿色增长的视角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面临着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和提升环境公共品质量的双重责任,因而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共赢”局面的绿色经济增长成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地方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基于绿色经济增长的视角,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市场分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中,市场分割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显著为负,说明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行为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市场分割在抑制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也显著加剧了环境污染,从而也直接抑制了绿色经济增长。基于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的传导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市场分割影响效率改善效应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在短期和长期中显著为负,说明地方政府之间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和市场分割策略显著地抑制了效率改善效应的发挥;就技术进步效应来说,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中,市场分割的影响系数亦均显著为负,说明市场分割阻碍了各类清洁技术和先进生产工艺的发明,也抑制了技术进步效应的发挥。研究结论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优化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益启示,各级政府要建立支持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和政策体系。

中国沿海城市绿色增长效率测度研究

选取13个沿海开放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分解方法对其2007—2016年的绿色增长效率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沿海城市绿色增长效率仍存在提升空间,经济发展规模、能源消耗水平及技术进步对绿色增长效率存在影响。据此提出在各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考虑地区差异,调整能源消耗结构,促进技术进步,减少环境污染,以政策辅助提高沿海城市绿色增长效率。

中国300个省市绿色经济与绿色GDP指数(CCGEI2011) 绿色发展是中国未来的唯一选择

采用科学标准的绿色经济指标体系全面测量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不仅能全面考核中国的资源环境效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和谐、持续,也有助于中国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绿色经济的成功转变。近日,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遂宁绿色经济研究院与《中国对外贸易》杂志联合发布2011年《中国300个省市绿色经济和绿色GDP指数》(CCGEI2011),对中国300个省市绿色经济和绿色GDP指数做出核算测量。本刊独家刊发这一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