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治理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基于ESG信息披露质量与绿色投资者进入的关系解释

“十四五”规划和“双碳”目标指出,绿色转型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绿色投资者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绿色效益,因此,吸引绿色投资者向企业聚拢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以2015—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ESG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投资者进入的影响。研究发现,ESG信息披露质量与绿色投资者进入显著正相关。机制检验发现,企业ESG信息披露通过缓解双重代理问题、提升企业声誉两条路径吸引绿色投资者进入。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投资者进入后,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缓解融资约束及提升财务绩效。结论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绿色投资者成为企业自觉践行绿色转型理念的重要驱动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ESG表现如何影响绿色投资者进入?

随着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瓶颈与环境约束问题日渐严峻,绿色投资正在兴起,企业ESG表现愈发受到重视。基于2009—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考察企业ESG表现对绿色投资者进入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ESG表现与绿色投资者数量显著正相关,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2)ESG表现主要通过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来对绿色投资者进入产生积极作用;(3)企业ESG表现对绿色投资者进入的积极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中更显著。因此,需要推动ESG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政府对ESG的正向引导和监督机制;不断完善绿色投资者保护机制;积极推进绿色创新项目,加大绿色研发投入力度,形成有利于企业良性发展的循环模式。

绿色投资者能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吗?

绿色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将对企业环境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以我国工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有效监督假说与利益合谋假说,实证检验绿色投资者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回归模型显示:绿色投资者能够发挥治理作用,显著抑制企业漂绿行为。绿色投资者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实现对漂绿行为的识别与抑制作用。严格的政府环境规制与完善的制度环境强化了绿色投资者对企业漂绿的抑制作用。漂绿的有效治理需要政府部门、资本市场与制度环境的协调配合、共同参与。研究结论对培育绿色投资者、加强漂绿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绿色投资者与企业债务成本

本文探讨绿色投资者对企业债务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存在绿色投资者可以降低债务成本,这一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投资者通过提高企业ESG表现,进而降低企业债务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低、企业规模较小时,绿色投资者对企业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绿色投资者的作用效果及债务成本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为绿色投资者在企业发挥作用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证据。

绿色投资者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研究

文章以2017—2021年银行间市场上市公司所发行债券为研究样本,检验绿色投资者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投资者的存在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信用风险及相关债券信用利差,与不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上市公司相比,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信用利差约低14.4%。文章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投资者导致债券信用利差降低的现象在ESG绩效和内部控制较差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银行间债券市场应该考虑引入绿色投资者,完善绿色债券市场建设。

绿色投资者与公司市场价值关系实证研究

以我国高能耗和高污染物排放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水电费用和排污费等作为环境冲击代理变量衡量生态效益,将生态效益作为企业无形资产之一纳入会计恒等式中,并利用panel模型分析方法,实证绿色投资人假设在我国是否成立。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生态效益环境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其股票溢价,即绿色投资人假设在我国并不成立。政府的环境保护力度不足,投资大众的环保意识不强,使得投资者对企业评价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财务数据的表现上。

绿色投资者对企业资本成本的影响

基于投资者价值最大化,立足企业特性划分和投资偏好均衡构建清洁化改革模型并通过参数模拟来考察企业资本成本的绿色投资者异质性反应,改革成本是否会提高该反应。研究发现:(1)绿色投资者对污染、改革企业资本成本有显著影响,而对清洁企业没有影响,改革成本强化了绿色投资者促进企业清洁化改革以及影响资本成本;(2)污染企业进入清洁化改革前,绿色投资者不存在时综合资本成本最低,随着绿色投资者增加污染企业股价下降,资本成本提高,绿色投资者对综合资本成本产生消极影响;(3)一旦触及最大值,污染企业进入清洁化改革,绿色投资者对综合资本成本产生积极影响,改革加速,综合资本成本下滑,改革企业份额攀升,全是绿色投资者时污染企业完成清洁化改革,改革企业份额最大,综合资本成本最低。

逻辑兼容性:绿色投资者、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

绿色投资者是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基于制度逻辑视角,本文使用2005—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为外生政策冲击,检验了环境规制影响下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诱发效应。研究发现,绿色投资者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在新标准实施后,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诱发作用显著提升,且对非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诱发作用显著增强,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诱发作用没有变化。机制研究发现,绿色投资者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管理层短视、强化规范作用等途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新标准实施后,绿色投资者更大程度上诱发了企业的实质性绿色创新。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绿色投资者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微观证据,为进一步构建绿色金融健全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绿色投资者能否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全面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离不开绿色投资,那么绿色投资者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如何?本文基于我国2013—2021年全部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绿色专利申请和获得数量,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污染行业、东部地区样本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投资者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投资者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和社会责任水平。本文研究结论验证了绿色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对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社会责任投资理论的绿色债券投资者建设研究

近年来,我国绿色债券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然而,当前市场上的绿色债券主要是以银行为主体发行的绿色金融债券,在促进环保投资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负外部性。最佳的解决办法是以开展绿色项目的企业为主体直接发行的债券,这需要进行一定的变革,其中最难的是绿色债券投资者的建设。本文基于社会责任投资理论,对我国绿色债券投资的投资策略及其实现方式进行研究,并提出应该从正、负筛选两个角度发挥市场在吸引绿色投资者方面的功能,同时政府也应通过成立引导基金、完善投资环境、推进绿色教育等方式促进绿色债券投资者的培养。

绿色投资者发挥作用吗?--来自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2006-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绿色投资者对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企业更可能实施绿色行动、增加绿色支出和提高绿色治理绩效。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投资者对绿色行动的促进作用在弱环保意识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对企业绿色支出的促进作用在重污染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而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弱环保意识地区和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更可能实施绿色行动、较高绿色支出和绿色治理绩效的企业,越可能获得绿色投资者的认同;除绿色支出负向影响企业经营绩效之外,绿色行动和绿色治理绩效均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有关机构投资者和企业绿色治理领域的文献,对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和实现绿色发展战略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高管环保背景与绿色投资者进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绿色投资者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治理绩效,推动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有效引入绿色投资成为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Python文本分析方法识别高管环保背景特征和绿色投资者信息,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方法探究环保背景高管对绿色投资者进入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聘任具有环保背景从业经历的高管有利于吸引绿色投资者进入,随着环保背景高管数量的增多、管理自主权的增大,其对绿色投资者的吸引力逐渐增强。并且在非国有企业、清洁型行业中,环保背景高管对绿色投资者的吸引作用更明显。根据信号理论,上市企业聘任环保背景高管能够驱动企业内部加大环保投资力度、获取外部政府环保补助,释放企业从事环保事业的有力信号,进而吸引绿色投资者进入。此外,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质量以及ESG绩效皆产生正向积极影响,同时也对企业经济绩效产生明显的提升效果,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内容,同时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从绿色投资视角驱动绿色转型升级,提升环境治理绩效,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发行绿色债券市场反应与股票投资者绿色偏好研究

以2016～2017年上市公司发行绿色债券作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研究我国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绿色融资事件反应情况,分析投资者的绿色金融偏好。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股票市场对绿色融资事件整体上表现出积极反应,样本公司股价明显上升,获得金融市场超额回报率,投资者表现出绿色偏好。但由于信息披露不完全,市场反应持续度不高且存在滞后性。市场投资者较为青睐发行规模大、融资成本低且评级较高的绿色融资,但未出台相关实质性激励措施导致民营企业参与绿色市场投融资积极性不高。

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来自投资者互动平台的证据

双碳目标发布后,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逐步提升,其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外部压力不容忽视.本文基于沪深两市投资者互动平台数据构建绿色关注指标,以204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发现了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这一影响在非重污染行业、无排污费用或环保补贴等公司更加显著,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对环境规制产生补充作用,且绿色金融政策能够正向调节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引导个人投资者绿色投资理念,对于促进上市公司绿色创新和补充环境规制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产业政策能与资本市场有效“联动”吗——来自绿色工厂评定的证据

绿色产业政策能够得到资本市场的联动响应是其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体现。本文以2016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的绿色工厂评定政策为研究对象,基于2017—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系统检验这一绿色产业政策的股价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获评绿色工厂显著提升了企业股价,说明中国资本市场以往对企业绿色信号多呈消极反应的状况已发生转变,资本市场能够与绿色产业政策形成有效联动,共同促进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获评绿色工厂对小企业的股价提升作用更强,对高污染行业企业的股价提升作用弱于清洁行业中的企业。机制分析显示,股价上涨主要源于投资者对企业获评后所能得到的现金补贴、政企关系改善等政府收益的高预期,并非源自投资者的绿色偏好和对企业产品销售增长、融资能力提升等市场收益的高预期。进一步检验发现,绿色工厂评定显著降低了获评企业竞争对手的股价,有助于倒逼未获评企业绿色转型。本文为判断绿色信号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有效性提供可靠证据,从资本市场反应这一新的视角为政府评估和改进绿色产业政策的作用效果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