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政绩考核、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能否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遏制环境污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以2013年发布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为外生政策冲击,基于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广义DID模型,研究绿色政绩考核实施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政绩考核对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与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有着更为持续的影响;从机制路径来看,绿色政绩考核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传导机制为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增强企业信贷的可得性来缓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融资约束;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在区域层面,官员晋升压力大、环境规制低的区域,绿色政绩考核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企业层面,绿色政绩考核对大规模企业、非重污染企业有着更强的促进作用。

绿色政绩考核对城市土地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改进政绩考核的准自然实验

研究目的:从二三产业和细分行业两个层面,探究绿色政绩考核对城市土地配置的影响效果及其异质性。研究方法: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果:(1)绿色政绩考核能缩小城市土地在工业与服务业间配置的规模与价格差异,且对规模差异的改善更为突出和持续;(2)绿色政绩考核可使商服用地规模增加,工业用地价格提高,但无法降低商服用地价格和工业用地规模;(3)对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绿色政绩考核下其用地价格明显提升,而清洁生产型行业用地规模显著增加;(4)绿色考核对高行政级别城市土地配置影响很小,且对土地价格影响不显著;对服务业主导型城市的影响小于工业主导型城市;对东部城市用地规模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城市,对东部城市用地价格的影响小于中西部城市。研究结论:绿色政绩考核对城市土地配置具有积极影响,且依赖于行政级别、产业结构和所属区域呈现出城市异质性。为使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最优,应坚持因地制宜改进绿色政绩考核标准,平衡政府管控和市场机制在土地配置中的作用效果。

绿色政绩考核与地方环境治理--来自环保一票否决制的经验证据

通过手工整理各省(区、市)历年政府文件,基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和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跨库匹配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环保考核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环保一票否决制能够显著降低辖区企业的污染排放,并且这一减排效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进一步探究企业污染减排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主要通过技术效应和末端治理实现污染减排。此外,在绿色政绩考核压力和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会实行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加大对清洁绿色行业的扶持力度,这有效推动了辖区企业的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实现了更多的污染减排;东部地区得益于经济发展、法制建设等优势,环境治理成效更为显著;从官员禀赋特征来看,相对年轻的官员具有更强的政治激励去推动节能减排工作;高学历、具有环境教育及环保工作背景的官员更有效地推动了辖区环境治理。此外,本地提拔的官员凭借地缘优势推动了环保工作的有效落实,因此辖区企业实现了更多的污染减排。

绿色政绩考核能否推动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以2006年环境绩效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2003—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探讨了地方政府绿色政绩考核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地方政府进行绿色政绩考核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该效应在环境规制程度越高的城市越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政绩考核主要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和制造业高级化,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企业可获得的中间品种类等机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且该影响效果因企业贸易类型、企业所有制类型和企业所在城市等级差异而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

绿色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与企业污染减排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环境绩效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这一外生冲击,手工收集整理了285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环境目标约束的指标数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跨库匹配,从而获得企业和地方环保指标综合数据,并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辖区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绿色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有效推动了辖区企业污染减排,企业化学需氧量排放减少了9.0%。地方政府通过环境规制和环保补贴有效推动了辖区环境治理,企业主要通过源头治理和技术效应实现减排治污。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和重污染企业实现了更多的污染减排。此外,本地提拔的官员由于地缘优势其环境治理成效更显著,年轻官员在强烈的仕途晋升激励下极大地降低了辖区企业的污染排放。

我国重工业化发展趋势的生态经济学思考

目前我国出现了明显的重新重工业化发展趋势，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必由之路，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是走入歧途，并持忧虑态度。本文着重从生态经济学角度审视我国的重工业化发展，认为其发展对我国能源和资源及生态环境提出了更严峻的考验，而发展生态工业是我国重工业化发展的出口。同时，指出必须趋利避害，从政府的社会性管制、绿色政绩考核、生态环境成本评估以及环保措施等方面加强对我国重工业化发展的管理，以便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纵向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效应

转移支付制度作为中国分税制改革的重要补充,对实现中央政府政策意图和协调地方政府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在经济与生态环境矛盾不断凸显的背景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别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省级行政区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经济发展的激励使得中国纵向转移支付具有显著的环境污染效应,维护既得利益、谋求发展和制度不规范是造成税收返还与各类转移支付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别的原因。因而,转变发展观念、建立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和完善创新绿色转移支付制度将有利于缓解现有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并助力于中国的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