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锁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绿色治理绩效影响---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实现绿色发展已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要求。为深入了解企业绿色治理的影响因素,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研究了连锁董事网络位置对绿色治理绩效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理。通过对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与结构洞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治理绩效,且行业竞争程度越小,连锁董事网络程度中心度和结构洞越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治理绩效的提高。在机制分析中,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上述实证结果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内容为企业构建连锁董事网络、承担社会责任以及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政策传导视角

绿色信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重污染企业的经营发展,这种限制带来的压力能否真实转换为企业追逐绿色本源发展的动力是亟需探讨的重要话题。选取2008—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治理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提高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治理绩效,实现环境压力到动力的转换。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环境污染压力能够促进企业环境责任承担,以及释放减排治污压力增加企业环保支出,进而提高企业绿色治理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治理绩效的促进效应在高风险承担企业、低成本转嫁企业、高绿色创新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评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丰富了企业绿色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探索环境治理变革之路具有启示意义。

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锚定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6-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绿色支出度量企业参与绿色治理,探讨企业参与绿色治理过程中存在锚定效应的内在逻辑。结果发现,仅有内在锚时,企业参与绿色治理存在显著的内在锚效应,即焦点企业之前的绿色支出越多,则当前的绿色支出越多;仅有外在锚时,企业参与绿色治理存在显著的外在锚效应,即联结企业之前的绿色支出越多,则焦点企业当前的绿色支出越多;当内在锚和外在锚同时存在时,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内在锚效应仍然存在,而外在锚效应会减弱甚至消失,即焦点企业之前的绿色支出对当前的绿色支出存在正向影响,而联结企业之前的绿色支出对当前的绿色支出无显著影响。异质性研究发现,在现金能力强的企业、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锚定效应更为显著。扩展性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锚定效应并未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和绿色治理绩效。本文的结论对公司参与绿色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启示。

环境保护费改税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ESG表现是由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组成的综合指标,企业ESG表现是当下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的全新理念也是热点。文章以企业ESG表现视角,运用双重差分的固定效应模型,通过2015—2022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探讨环境保护费改税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对企业ESG表现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保护费改税政策通过企业绿色治理绩效和绿色技术创新路径加强企业ESG表现;环境保护费改税背景下,在成长期、淘汰期、非国有企业、高法治化水平的样本中,企业ESG表现提升更为显著。为政府、企业、外部投资者提供重要信息。

绿色投资者发挥作用吗?--来自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2006-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绿色投资者对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企业更可能实施绿色行动、增加绿色支出和提高绿色治理绩效。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投资者对绿色行动的促进作用在弱环保意识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对企业绿色支出的促进作用在重污染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而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弱环保意识地区和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更可能实施绿色行动、较高绿色支出和绿色治理绩效的企业,越可能获得绿色投资者的认同;除绿色支出负向影响企业经营绩效之外,绿色行动和绿色治理绩效均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有关机构投资者和企业绿色治理领域的文献,对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和实现绿色发展战略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