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产业智能化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赋能机制

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加快能源绿色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基于2009-2019年中国27个省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回归、分地区回归和FGLS方法,从金融发展视角,对产业智能化赋能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空间异质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产业智能化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金融发展水平、产业智能化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其中,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智能化对东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而二者的交互作用主要影响中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

政府环境责任能否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兼论制度、技术与理念的影响

地方各级政府履行环境责任对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8—2022年我国285个城市面板数据,从制度、技术与理念三个方面探究政府环境责任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影响差异的来源。研究发现,政府环境责任不仅能显著促进本地的绿色经济发展,还对邻地城市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影响在不同的政府环境责任维度之间存在异质性。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更换空间权重矩阵等多种检验后,仍具有较好的稳健性。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司法、数字化技术和绿色消费理念有利于增强政府环境责任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本文研究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局面提供有益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激励还是约束:双重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经济发展——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分析

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利用环境规制工具驱动绿色技术创新,是引领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论文基于2010-2021年70个大中型城市的数据,探究了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两种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将绿色技术创新纳入分析框架,着重分析其传导路径、非线性影响及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的差异。环境规制有利于从正面激励和反面倒逼两个方向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均在超过一定阈值后发挥作用,且在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环境规制越完善的地区作用效果越好。因此,应从建立健全环境规制体系、强化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设计差异化政策入手,发挥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房地产投资对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基于中国2007-2019年280个城市面板数据,深入剖析房地产投资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对于实现房地产业和绿色经济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果表明,过多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城市绿色经济发展产生抑制作用,这一影响在东中部城市、特大及重点城市中更为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过高的房地产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活力,进而抑制绿色经济提升,但绿色金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据此,建议构建房地产业长效机制、因地制宜优化城市绿色发展布局、合理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与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形成绿色金融与房地产投资的有效联动,从而切实推动房地产业和绿色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黄河流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绿色经济的内涵,构建黄河流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2011—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逐年递增趋势,下游地区绿色经济指数始终高于上中游地区,流域9省之间的绿色经济指数存在地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科研投入等促进了黄河流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耗对黄河流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有抑制作用。

风险投资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为探讨风险投资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验证产业结构升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2011-2022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包含港澳台和西藏)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基准回归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显著促进了我国绿色经济的发展;东部地区由于风险投资较为成熟,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则因风险投资发展不足,影响有限;风险投资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对绿色经济的正面影响更为显著;风险投资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金融科技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经济对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存在诸多限制,实现绿色经济发展转型是当前的必要发展方向。与此同时,绿色经济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推动着企业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环保、可持续和社会责任。本文通过分析金融科技推动绿色经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根据其对绿色经济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税收视域下镇江绿色经济发展研究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镇江,肯定镇江低碳发展“卓有成效,走在全国前列”。十年来,镇江坚决扛起“双碳”战略使命、持续探索“双碳”落地路径、广泛凝聚“双碳”行动共识,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笔者认为,在“美丽中国”建设的现实背景下,镇江应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持续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能源消费低碳化、资源利用循环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制造流程数字化、产品供给绿色化全方位转型,不断擦亮新型工业化生态底色,奋力打造高水平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金融创新驱动绿色经济发展:机理、实践经验与对策建议

金融创新通过拓宽融资渠道促进产业绿色转型,通过支持技术创新完善清洁能源结构,通过引导绿色需求构建绿色消费体系。我国在“可持续发展战略背景下的绿色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下的绿色经济发展”“‘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下的绿色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开展了大规模金融创新实践,推动了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我国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创新实践仍然暴露出金融市场创新机制不健全、金融产品创新匮乏、金融监管创新不完善等问题,为进一步驱动绿色经济发展,应深化金融市场创新机制、拓宽金融产品创新领域、完善金融监管创新体系。

数字经济赋能绿色经济发展的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新模式,能够通过驱动经济增长、提高科技创新水平有效赋能绿色经济发展。基于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赋能作用,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整体上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引入工具变量、Tobit回归、分阶段回归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科技创新水平等途径间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的门槛效应;第三,数字经济赋能绿色经济发展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出东部最高、东北部次之、中部和西部最低的非均衡性特征。据此,从强化数字化基础建设、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挖掘数字要素等方面提出数字经济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比较优势与绿色经济发展——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文章理论阐述了财政分权、比较优势对绿色经济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并选取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其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绿色经济发展虽然存在抑制作用,但提高财政分权程度能够激励地方政府通过制定符合地方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来有效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在其中产生了正向中介和调节作用。而后通过门槛效应拓展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存在边际递减,而其对比较优势的正向效应在增强,比较优势在财政分权与绿色经济发展中的正向中介作用在边际增强。

流通业集聚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实现机制与异质性探究

厘清流通产业集聚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对于实现我国流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研究产业集聚与绿色发展的因果关系,本文首先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了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特征的我国城市绿色经济发展水平。随后,利用2008-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了流通产业集聚与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流通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实现机制是通过提高流通产业技术创新、加强政府干预和优化产业结构来促进城市的绿色经济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经济越发达、资源依赖程度越低、产业集聚程度越高的地区,流通产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为此,本文提出强化政府干预产业集聚的协调联动机制、建立绿色发展政绩观以及因地制宜的差异化产业政策等建议。

智慧物流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

智慧物流作为现代物流发展的新模式,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日益显现。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智慧物流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环境保护税、财政压力与绿色经济发展

文章首先采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06—2021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发现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效率总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区域间差距逐渐扩大。其次,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保护税对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和财政压力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环境保护税与绿色经济发展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关系,同时环境保护税对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财政压力具有调节效应,会推迟正“U”型曲线拐点到来。最后,建议从环境保护税政策标准、区域环境治理、财政措施等方面提升环境治理有性效,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金融能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吗?

基于我国2010-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绿色金融对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2010-2019年,绿色金融对全国绿色经济发展效率有显著提升作用,但存在较强的区域差异,对于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越高的区域,绿色金融对其效率的提升作用越强,反之越弱;二者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水平双门槛效应,其中双门槛间,绿色金融对全国绿色经济发展效率提升作用最大。进一步的中介模型分析显示,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效率,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在西部区域的中介效应最强,东部次之,中部地区最弱。为促进绿色金融对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的正向影响,不断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各地应不断完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助力绿色产业发展的同时抑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努力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的省际差距,推动全社会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流通业集聚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影响——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流通业集聚在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推动作用,本文实证检验流通业集聚对珠三角地区绿色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流通业集聚与区域绿色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作用关系,随着流通业集聚水平的增加,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会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流通业集聚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影响效果存在边际递减效应,流通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流通业集聚将会产生负面影响;批发和零售业集聚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存在单门槛效应,当集聚水平大于0.857时,其影响效果不显著;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集聚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集聚水平介于0.406-0.728之间时,其能发挥最佳驱动效果;住宿和餐饮业集聚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集聚水平超过0.581时,将会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双碳”背景下我国汽车行业发展与绿色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数据的分析

基于构建汽车行业发展和绿色经济发展两大指标体系,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计算2012—2020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汽车行业发展和绿色经济发展综合得分,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两大体系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结果表明:各省市汽车行业发展和绿色经济发展稳中提升,发展中相互促进,高度耦合,时序上此消彼长,相互融合,并不断协调发展;但是地区间差距显著,各体系的发展状况良莠不齐,协调水平各异。鉴于此,本文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福州市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竞争力评价研究

绿色经济理念自1989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David Pearce提出之后,受到各国政府、不同领域学者的热切关注和极力推崇,绿色经济由此成为21世纪全球共识的发展方向。福州作为福建省的省会城市,迫切需求探索符合福州市的绿色经济发展竞争模式,以此来保障福州市经济持续绿色健康发展。通过对福州市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竞争力构建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模型得出实证结果:2016-2021年福州市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的影响力总体上不断加强,说明了福州省会的优势逐步放大,但在产业调整竞争力与资源禀赋竞争力上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数字技术、制造业集聚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

利用中国30省际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检验数字技术、制造业集聚与绿色经济发展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引入脉冲响应函数构建数字技术水平、制造业集聚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响应模型,从静态和动态视角分析三者间的相互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制造业集聚与绿色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自身依赖性;数字技术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有很强的协调性,相互之间会产生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正向的促进作用要经过一定的滞后期,而且这种效果非常短暂,效果不显著;制造业集聚对数字技术水平具有短期的抑制作用和长期的促进作用,而数字技术未能对制造业集聚产生效果。

智慧城市建设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作为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智慧城市建设将智能技术、信息技术融入城市发展,加快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在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智慧城市建设是否能作为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促进新时期城市绿色经济发展?基于长三角地区2007—2019年2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借助2012年智慧城市试点这一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和空间DID模型探讨了智慧城市建设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智慧城市建设有助于促进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并通过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和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两大机制起作用。(2)相对于非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对于当地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凸显。(3)智慧城市建设不仅对本地绿色经济发展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有利于促进相邻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