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EA-SBM超效率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的中国工业绿色经济增长核算研究

以1997~2020年我国30个省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中国各省市工业企业的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市工业技术效率各地区间差异巨大。各省市工业绿色生产资金投入大都存在不足,资金管理水平也不高。因此,地方政府应坚持区域协同发展,相互借鉴学习,吸收总结经验。在资本积累的基础上应加强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投资,发挥绿色技术外溢效应。

绿色信贷、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基于省级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08-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PVAR)实证分析了绿色信贷、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绿色信贷与技术进步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结果显示,绿色信贷对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经济增长对绿色信贷和自身均具有正向激励作用。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进一步揭示了三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和动态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加强绿色信贷产品研发、完善法规政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绿色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文章使用我国30个省份2004—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SDM模型、交互项模型和偏微分方法,探究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调节机制。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经济增长均存在着明显的正向空间关联性;产业结构升级不仅具有促进本地绿色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还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人工智能与环境规制在这一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绿色金融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为研究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首先利用2011‑2020年我国各省份绿色金融面板数据,基于熵权法测度各省域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基于地理位置的0‑1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各省域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同时进行适配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向效应,邻近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呈负向效应;政府支出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呈正向效应,对邻近地区呈负向效应,绿色金融的发展有待培育和完善。

智慧交通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依据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GMM),考量智慧交通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智慧交通通过降低能源消耗、提升碳排放效率和技术创新等,对绿色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其中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影响尤为突出。异质性分析表明,智慧交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应区域异质性明显。鉴于此,应因地制宜,制定智慧交通发展政策,优先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加大智慧交通建设力度,推动交通绿色低碳转型。

广西土地绿色利用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研究

推行土地的绿色利用,提高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对于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城市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的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标准差椭圆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对广西14个地级市土地绿色利用与经济增长水平及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广西各地级市土地绿色利用与经济增长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研究期内广西各地级市土地绿色利用与经济增长整体耦合协调度的平均水平上升幅度较小。为提高广西土地绿色利用与经济增长水平,针对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城市,要发挥联动效应,充分利用自身发展带动周围城市的发展,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针对沿海城市,要继续发挥北部湾经济区的优势,构建对内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拓宽开放领域,努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针对耦合协调度较差的城市,要充分利用资源优势,以各类经济政策作为抓手,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其二、三产业发展,提高土地绿色利用与经济增长水平。

基于索洛扩展模型的中国地区工业绿色经济增长核算

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双重假设下,原材料、环境变量与资本和劳动力一起引入总产出生产函数,扩展了传统的索洛增长核算模型,将总产出增长率分解为投入要素积累(包括原材料、资本和劳动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环境投入变化等3大源泉。中国省份工业的经验分析表明:是否引入环境变量对经济增长核算结果有显著影响,环境变量的产出弹性为负数;各种投入的增长贡献率大小各异且省际差异大,但工业增长的主要源泉都在于原材料和资本投入。

重庆市制造业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2001—2010

基于生产前沿理论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不仅将技术无效率和环境代价纳入了分析框架,而且还与"物质平衡思路"一致;该模型将绿色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为环境约束下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和资本深化3大部分。对重庆市27个制造行业的经验分析结论表明:经济增长中普遍存在着技术无效率现象,但50%以上行业的技术效率都得到了改善或维持不变;资本深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技术进步主导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在其中的贡献相对较小;技术进步是引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充分发挥重庆市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潜力,后续发展中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环境约束下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路。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波特假说”和新发展理念,探讨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将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起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累积动态效应,经过安慰剂检验和PSM‐DID检验,发现结论依然成立。②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政策促进效应显著,而中部地区不显著,西部地区则呈现不明显的抑制效应。③机制研究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促进共享发展以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其中,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为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而能源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较小。④分区域机制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次之,能源结构的中介效应最小;中部地区中介效应最大为能源结构,其次为绿色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的传导效应相对较小;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最大,而能源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小。

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有助于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来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证据

包容性绿色增长作为一种绿色共享式增长,是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外生冲击,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从传导机制上看,数字经济发展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显著促进了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从空间效应上看,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邻近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从异质效应上看,数字经济发展对包括经济发展、财政分权以及城市规模等不同特征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

绿色海洋经济核算模型研究

文章总结了现有我国海洋生产总值、海洋资源价值、海洋生态价值核算现有方法,探讨了各种核算方法可能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一种基于核算指标动态价值关联的绿色海洋经济核算模型。

绿色金融发展、研发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

文章利用2008—2017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编制绿色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发展、研发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发展绿色金融和增加研发投入均能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通过分区域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最大,西部地区表现为间接促进效应,而中部地区绿色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尚未显现;研发投入仅在东西部地区显著推动经济增长。进一步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环境污染程度迈过门槛值时,绿色金融发展通过促增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效应更强。

绿色化协同创新、新旧动能转换与地区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利用2010—2017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投入产出数据测算地区工业绿色化协同创新效率及新旧动能转换指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基于经济特征空间矩阵的动态空间模型分析了工业绿色化协同创新及新旧动能转换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绿色化协同创新效率的提高,在短期和长期均能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对周围地区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在长期则会产生抑制作用;新旧动能转换指数的提高,在短期内会抑制本地经济增长,在长期会促进本地经济增长,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均会促进周围地区的经济增长;工业绿色化协同创新和新旧动能转换通过供求交互作用传递其部分或全部经济增长效应。本文旨在揭示我国工业绿色化协同创新与新旧动能转换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这对于实现我国地区经济的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绿色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企业角度测度各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利用2008～2017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建立了绿色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和技术进步都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绿色金融发展尚未有效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据此,本文建议继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加强支持绿色业务开展和完善监督激励机制。

基于绿色增长核算方法的中国省际经济差距来源分析

通过构建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测算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利用虚拟增长分布法和状态空间模型分析要素投入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构成对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认为:绿色技术效率对中国省际经济差距影响最大,其次为资本深化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人力资本对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的影响最小;围绕加快绿色技术进步和提升绿色技术效率,提出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缩小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的对策建议。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知识流动与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基于调节中介与链式中介的综合分析框架

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中枢节点”和“传输纽带”,对激活城市包容性增长与绿色偏向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将宽带中国战略视为网络基础设施的外生政策冲击,并利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非期望产出的Super-EBM模型,对知识流动与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从知识流动视角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索。研究发现,第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更为明显;第二,知识流动是网络基础设施促进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重要中介机制,该中介机制通过地形起伏度、方言多样性指数等工具变量系统识别后仍然成立;第三,绿色创新与创业活力是网络基础设施驱动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调节中介机制,两者均能够强化知识流动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促进作用;第四,城市间知识流动能够进一步推进市场有效整合,使得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机制影响存在明显的链式传导作用。上述结论更深层次地打开了知识流动传导机制黑箱,能够为网络基建规划与城市转型方案提供重要借鉴和政策启示。

引入人力资本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以中国省份经济为例

在资源与环境约束下,引入人力资本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将经济增长源泉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积累四大部分。中国省份经济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而且普遍存在着具有较大省际差异的技术无效率现象;资本深化、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都促进了经济增长,而技术效率变化总体上却对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忽视人力资本的核算结果会显著地高估资本深化的相对贡献,但是对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影响较小且统计不显著。

绿色GDP核算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通过对绿色GDP核算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探讨,提出解决资源、环境定价的技术性难题的思路,即以资源占用税调节资源使用价格,设立排污权交易市场确定环境价格等。

资源集聚度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为了从经济高质量发展视角对资源诅咒进行再检验,运用DEA-Malmqisit指数法对我国2004—2016年285个地级市的绿色经济增长进行测算,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从总体、时间、区域等不同维度对我国资源诅咒现象进行了再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绿色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在地级市层面和东部区域层面呈现出显著的正向溢出,在中西部地区则呈现出显著的负向溢出。(2)在考虑了空间相关性后,资源集聚度与绿色经济增长在地级市层面和中西部层面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3)资源集聚度对绿色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大于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负面影响。(4)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证明,资源集聚度会通过对产业结构、创新、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程度等挤出效应,对绿色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基于对上述实证研究结论分析,就资源型地区如何提高绿色经济增长提出了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是否促进我国城市的绿色经济增长?

本文采用基于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的全域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纳入同一框架测算我国城市绿色经济增长率,在此基础上考察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针对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本文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作为约束条件,综合运用交互项回归模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和部分线性函数系数面板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我国城市绿色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推动城市绿色经济增长,其驱动力源自技术效率的改善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当城市人均GDP高于2.28万元(2004年价格水平)时,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才开始显著,且该效应随着人均GDP水平提高而增大。本研究为考察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发展的关系提供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