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缁衣集传》版本考

明末黄道周所撰《缁衣集传》,是现所见仅有的疏解《礼记·缁衣》篇的专著。明崇祯年间刻本很有可能是该书的初刻本。崇祯十六年(1643年)卢之颐、李清校刻本因刊刻时间较早,且完好保留校勘痕迹,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郑开极刻本传世最广,但各图书馆藏书目录多将此本与乾隆年间翻郑刻本、道光年间彭蕴章重刊郑刻本混淆,相关讹误应予以补正。至于乾隆间《四库全书》写本则质量不佳,讹脱衍倒及篡改较多,需谨慎使用。

易简政治与美德伦理——以黄道周《缁衣集传》为中心

黄道周的《缁衣集传》作为《礼记·缁衣》诠释史上唯一单篇别行的注本,将《缁衣》所论述的人之好恶拓宽为全民的人性。黄道周主张根据民之好恶,建立礼乐教化,从而达到政治上易简不烦的理想状态。政治教化的关键在于,君主要以诚作为治理天下的美德政治的根本。诚之外的另一重要德目是敬,君主人臣在政治实践中应始终保持敬慎,由此确保天下百姓对为上者的信任,从而达到理想的易简之政。诚、敬、信这三种伦理美德的落实,实际上是建立在三种不同政治角色相互交错的基础之上的。

易学化,理学化,实学化——黄道周《缁衣集传》诠释特征及意义

黄道周《缁衣集传》是《礼记·缁衣》诠释史上唯一单篇别行的注本,本身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与诠释者黄道周的治学风格。《缁衣集传》将原经文分作23章,并冠以章名,其解经并未采用训诂考据的方式,而是以阐明大义为主,主要有易学化、理学化、实学化三个特点。在易学化方面,纳入了包括诠释者本人独特的变卦解易等作为解经方式,寄托诠释者的主旨思想。在理学化方面,体现为三个方面:使用理学特有的术语解经;预设宋明理学的主要命题;诠释的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理学特征。在实学化方面,体现为道体求实的主张、经世致用的诉求、实测之学的运用等三方面特点。

儒家“君为民表”的政治伦理建构——以黄道周《缁衣集传》为中心

在儒家传统中,“君为民表”与“君为臣纲”相仿,主要是针对君主而言的。晚明闽籍大儒黄道周对“君为民表”思想的政治伦理建构,是通过对“谨言慎行”的论证展开的。在“慎言”方面,君主言论的影响之大,从空间的范围之广与时间的跨度之长获得论证。王言之难是君主制的重要体现,意味着集权在身之难。在“谨行”方面,从整体上把握“谨言慎行”的政治行为,就是以“敬”统摄言行。君子行道能持久不衰,是因为“做敬”的工夫,敬是“道”得以显现或对人发生意义的能量源泉。在传统儒家看来,能够“导人”和“禁人”的方法不是强制性的命令和宪法,而是身为“民表”的表率作用。因此上下之间“易事易知”的易简之政,才是“君为民表”思想的政治目的。君主若做好“易事”的民表形象,臣民也会跟着做到“易知”,由此上下相通,共同缔造易简之政。

从《缁衣集传》看晚明君民伦理的重构

古代《缁衣》诠释史上唯一一部单篇别行的著作《缁衣集传》,是晚明闽籍大儒黄道周后期的经学著作,集中阐释关于君民伦理关系的四种比喻。通过天爱日月之喻,黄道周主张君民之间情感相通,互相亲爱。但这并不意味着亲密到亵狎的程度,所以君主应保持敬慎,对天下事物须考虑周密,这就是舟水之喻的道理。基于此,黄道周扬弃与超越了以往对山地之喻与心体之喻的认识,提出君民之间最好的状态是君民同构、感通、平等。面对明代以来政治上的"阳儒阴法"问题,作为一代醇儒的黄道周力图剥除"阴法"而恢复纯粹的儒家颜色。他的政治主张虽然不出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大框架,不像清初思想家对秦汉以来的政治制度提出猛烈的批判,但是他强调臣民的政治主体性,已经产生明显的平等观念,体现了明末时期新民本思想的特点。

性还是心:理学视域中的好恶定性

好恶问题是《礼记·缁衣》篇的主旨问题,《缁衣集传》对好恶问题有相对完善的阐释,黄道周认为人之"好恶"属于先天的人性能力。如将论域扩展到整个宋明理学,主要有将人之"好恶"归于性与归于心两派,分别以朱熹与王阳明的学说为代表。朱熹在他的心性论框架中出现矛盾,王阳明在其理论概念中也有模糊混乱的地方,晚明刘宗周在心学范畴内提出"好恶"归于意,对阳明学说作了修正。通过探讨传统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对好恶问题的多维解释,即西方哲学在理性与感性、内在与外在、先天与后天等方面的哲学思辨,可加深对传统儒家对待好恶问题的认识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