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军人时代缅甸的“双头政治”及其外交影响

缅甸进入后军人时代后,国内呈现由军人集团和文官政府组成的"双头政治"权力格局,这种格局是前军人集团政治设计的结果,对现在缅甸的外交政策有很大影响。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落实和应对国际压力的过程中,"双头政治"的博弈因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而变得更加复杂,体现为军人、文官政府和少数民族的"三方博弈"。在缅北民族和解进程中,各方政治力量的博弈使得缅甸陷入既需要外部帮助斡旋而又让外部难以有效参与的困境。在中资大项目问题上,这些博弈导致缅甸对华政策出现"依赖"与"反依赖"纠葛,而中缅关系无法有效推进的局面。在若开罗兴亚人问题上,各方博弈更使缅甸陷入国际道义、政治与法律围攻的窘境。究其根本,缅甸仍停留在"求稳定"与"求发展"的初级阶段,而国内长期存在的政治认同分歧与族群割裂,使其在后军人时代可能进入另一个"乱局"。军人势力仍然强大、文官政权软弱、少数民族各自进行不同程度的国际动员,各方"自助"而"不得助"的客观形势,使得民盟政府初期良好的外交环境日益恶劣。因国内政治而不断引发外交危机,缅甸孜孜以求的独立自主、中立主义和韧性外交受到极大影响,缅甸的复兴梦与发展梦未有穷期。

左支右绌：缅甸中立外交的坚守与调适

缅甸的殖民历史使国家安全成为缅甸独立后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因素,也使得军方长期掌握缅甸外交政策的决定权。对军方而言,外交的核心目的在于保证缅甸主权独立完整,因而军方赞同并坚守吴努确立的中立、不结盟的外交原则。缅甸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其内忧外患的战略环境,限制了其外交政策的腾挪空间。由于不同时期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缅甸中立外交原则的具体实践有所调适和妥协。1988—1992年短暂弃用中立政策、"一边倒"向中国后,缅甸一直在努力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力争实现外交多元化。但是,缅甸长期经济发展落后,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当面临严重的外部冲击或内部危机时,往往只能依靠中国提供政治保护和经济支持,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外交的中立主义和多元化产生不利影响。民盟政府执政后缅甸的中立和多元化外交依然面临着各种挑战。

李一氓与缅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丰富的李一氓调整到了外交战线,与缅甸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生三次到缅甸:第一次是1951年9月作为经济学家进行文化交流,这次缅甸之行带去了中国对缅甸的友谊,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第二次是1958年4月-1963年9月担任驻缅大使,他一直秉持国家要求,奉行不干涉内政的方针,虽然缅甸国内的吴努、奈温两个权力中心斗争激烈,但是中国赢得了两方的尊重与友好,使得中缅关系发展到了高潮;第三次是1980年9月作为小平特使促进缅甸国内党派团结友好,向奈温总统转达了邓小平希望缅甸各政党和平团结建国的愿望,进而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

缅甸2011年以来的对华策略:对冲还是平衡?

2011年以来,缅甸充分利用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小国身份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不断调整与大国和邻国的关系.本文在就平衡与对冲策略进行概念界定和比较的基础上,从策略目标、策略表现、形态倾向及对冲强度四个维度就2011年以来缅甸对华策略选择进行分析并发现,只用对冲或平衡策略来解释该时期缅甸的对华政策并不全面.同时,在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国家内部脆弱性及中立主义外交传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11年以来缅甸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均有所调整,呈现对冲与平衡双重策略周期性摇摆的特征.吴登盛政府和民盟执政时期的缅甸对华政策波动较大,策略选择分别表现为对冲主导下的平衡和平衡主导下的对冲.2021年军方接管国家权力后,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面临着对外关系严重恶化的局面,策略选择主要表现为对冲与平衡有限兼顾的双重策略.

美缅关系新动向及其原因和影响

2009年以来,美缅关系在经历了20年的尖锐对立之后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松动迹象。这既反映出奥巴马政府对缅甸及整个东南亚战略的调整,也体现出缅甸政府为巩固执政地位和准备2010年大选而在外交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虽然美缅都有实现和解的意愿,但由于在最为敏感的民主化和人权问题上矛盾依旧,双方关系在短期内难有实质性改善。但是,作为一种可能的前景,其影响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