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国民管辖权问题研究

国际刑事法院基于条约成立,对非缔约国没有强制力。其管辖权启动有三种方式,在实践中,苏丹达尔富尔情势、利比亚情势均由联合国安理会提交,非缔约国科特迪瓦声明接受管辖,检察官才开始主动调查科特迪瓦情势,菲律宾情势被调查时其还是缔约国,孟加拉/缅甸情势中的犯罪“行为”有跨境因素,部分发生在缔约国境内。法院的管辖权可能涉及非缔约国国民,但这些本是由联合国安理会的职权、规约传统机制、对属地管辖原则的解释造成的,并没有违反国际法原理。法院的实践发展趋势有一定扩权倾向,有可能与国家主权原则相冲突,对此我国要加强研判,尽可能避免国际刑事法院对我国国民的管辖。

《京都议定书》缔约国履约相关状况及其驱动因素初步分析

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国际能源署的相关数据，评估了《京都议定书》缔约国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进展情况。研究发现，受金融危机等经济活动的影响，2008 年～2011 年期间各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呈现动态变化的趋势。从国别排放看，伞形国家的碳排放量自1990 年始，总体上呈增加的趋势，实现减排目标基本无望；欧盟国家整体完成了8%的减排目标，但各个国家完成情况不尽相同；经济转型国家减排幅度最大。通过能源利用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两个指标分析减排力度较大国家的排放轨迹，发现欧盟国家主要通过能源结构的调整（表现为煤炭比重下降和天然气比重上升）和外贸转移排放实现排放强度的降低，而经济转型国家的排放变化主要缘于其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总体来看，缔约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和利用方式基本稳定，能源利用强度与碳排放强度降低趋缓，在现有能源消费结构下减排潜力有限。

国际投资法制框架下的缔约国解释研究

在国际投资仲裁机制面临大变革的背景下,缔约国解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与仲裁庭的解释相比,缔约国解释不仅能对投资条约的内容进行澄清,平衡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还能保证投资条约的有效性与持续的可操作性,并有助于推动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完善。从时间跨度上讲,缔约国解释可以贯穿条约谈判、签订、适用和完善等整个过程。不过国际投资法制除了涉及缔约国利益外,还攸关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因此缔约国解释的应用在时间和范围上要受到一定限制。即便如此,缔约国解释在国际投资法制框架下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藉由缔约国解释与仲裁庭解释之间的相互依存机制,不仅能够推动国际投资法制的变革,还能推动形成一个多边投资条约体制。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缔约国解释:式微与回归

国际投资条约不仅创设了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还将条约解释权从主权国家转移到投资者—国家间仲裁庭的手中。由于现有的制约机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在投资仲裁实践中,仲裁庭的解释权在扩张,缔约国解释却走向式微。这会过度挤压东道国的施政空间。对此,缔约国可在缔约到争端解决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仲裁庭实施必要的制约。

联合国人权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述评

缔约国报告制度是联合国人权公约监督实施的主要手段,是一种通过寻求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平衡,从而促使缔约国履行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有效手段。缔约国报告制度的主要特征是独立专家机构通过接受,审查缔约国提交的报告,与缔约国建立建设性对话关系,从而促使缔约国履行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缔约国报告制度从产生发展到今天,其运行存在一定问题,主要原因是国家没有正确认识这种监督实施措施的性质,正确处理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应该对缔约国报告制度进一步改革,国家应该增强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意愿。联合国人权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

浅析合伙企业在税收协定中的“缔约国居民”之身份

合伙企业是否为“缔约国居民”对税收协定的适用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合伙企业属于协定意义上的“人”,但并不意味着同时也属于“缔约国居民”,只有当合伙企业被视为纳税实体,对所得负有纳税义务时,才可能成为协定意义上的“缔约国居民”,此时合伙企业本身有资格享受协定优惠。如果合伙人就按份所得负有纳税义务,合伙企业被视为纳税虚体,则不是“缔约国居民”,其合伙人可以享受相关协定的优惠。

非缔约国规避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路径分析

建立在多边国际公约基础上的国际刑事法院在一定的情形下对于非缔约国国民实施的核心国际罪行具有管辖权,合法地规避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国民的管辖权能促进各主权国家接受ICC的管辖,最大程度上保证国际正义得到执行。我国政府应积极应对ICC管辖权,通过完善我国法律制度、加强国际司法协作等措施,合法规避ICC管辖权,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关贸总协定创始缔约国地位之考论

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８年，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和当时世界上的大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谋求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积极参加创建关贸总协定的重要会议，和各有关国家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并签定了《关贸总协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同时签署了关贸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从１９４８年５月２１日起，正式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由此可见，中国确实是和美国、英国等国家一起共同创立了关贸总协定，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

后京都时代气候变化协议缔约国义务配置研究

《京都议定书》即将到期,后京都时代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缔约国义务如何配置,成为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消解美国等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僵局,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公平的呼吁,重新配置后京都时代各缔约国的义务被提上议事日程。因此,有必要重新解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可持续发展原则和风险预防原则为指导,采用平等排放综合指标,创建附件I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构成的三类缔约国义务配置模型,建立新兴经济体缓解基金,以保障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

试析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非缔约国的关系

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国民行使管辖权,是主权国家让渡部分主权的结果,未对非缔约国主权造成冲击,众多的国际公约中都含有管辖非缔约国国民的条款,实践中也不乏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管辖非缔约国国民的范例;《罗马规约》中体现补充性原则的条款为非缔约国维护权益提供了便利条件;《罗马规约》中的个别条款对非缔约国是不公平的。但从总体上讲,法院对非缔约国国民行使管辖权具有合法合理性。

CITES缔约国大会历届提案的简要数据分析

向CITES缔约国大会提交提案,是缔约国修改CITES附录Ⅰ和附录Ⅱ的必经程序。CITES公约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政治舞台,同时也是缔约国的国内政策转化为CITES全球性政策的重要方式。分析各缔约国向CITES缔约国大会提交提案数据,对了解CITES缔约国大会运作机制、探索我国参与全球野生动物保护治理体系的途径具有一定价值。

变迁中的“航行自由”和非缔约国之“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海洋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和海洋强国,始终站在维护传统航行自由和抵抗沿海国对航行自由的限制和影响这一边。最终美国选择置身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之外,但坚持《公约》的大部分规则是习惯法,通过“航行自由计划”的实施,试图控制和影响《公约》相关条款的解释。不言而喻,在《公约》未做出规定的有关历史性水域和海湾、远洋群岛水域、远洋低潮高地等问题上,“航行自由行动”和对象国的反应,就处于形成中的习惯法而言均有意义。对于《公约》作出规定的部分,一般而言,非缔约国的实践即使与《公约》解释相关,也并不具有“解释相关的嗣后实践”的功能。但是,考虑到《公约》条款可能反映同一内容的习惯法规则这一因素,美国的某些行动是行使《公约》明确规定但被“非法”拒绝的通行权(如最大12海里领海的规定)。在《公约》条款是否在《公约》缔结后“结晶”为习惯法的规则这一问题上,非缔约国而不是缔约国的实践,才可能有意义(过境通行权)。在习惯法和《公约》对同一内容暧昧不清的情形下(军舰在领海的通航涉及的无害通过制度、直线基线和专属经济区或毗连区的军事活动等几个问题),考虑到《公约》缔约国的后续实践由于解释立场差异巨大难以达成解释上的合意,由不参加《公约》的极少数国家的实践来掌控《公约》的解释是荒谬的。但是在个案中,适用此类规则进行合法性判断时,利害相关国的行动须被纳入考量,因此对象国有必要采取对抗性措施。

第十三届CITES缔约国大会水生野生动物议题简介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第十三届缔约国大会于二○○四年10月在泰国曼谷召开，本届大会就65项提案及50件公约附录物种修订提案进行了讨论，其中与水生野生动物有关的提案计有17项。本文对其中与水生野生动物相关的提案及会议讨论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

GPA缔约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践与启示——基于OECD调研数据的考察

一、GPA缔约国中央采购实体的作用分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共治理委员会于2016年采用网络问卷调研方式进行了“公共采购调查”,截止2016年7月22日,共有33个国家提交了调研问卷,其中包括哥伦比亚、科斯达、印度、立陶宛、秘鲁和罗马尼亚6个非OECD成员国。33个国家中涵盖了包括日本、英国、德国和韩国在内的26个GPA成员国(截止2018年12月31日,GPA成员国为47个),因此,本研究选取26个GPA成员国的调研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研究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是该公约的基础性并且是唯一的强制性制度,既具有所有人权条约缔约国报告制度共性,又具有自身的内容和特点。自1978年以来,该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对监督缔约国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义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一系列缺陷,其作用的发挥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包括缔约国报告制度在内的人权条约机构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联合国人权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评析

缔约国报告制度是联合国人权公约监督实施的主要手段,旨在通过寻求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平衡,从而促使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真正实现公约规定的人权。缔约国报告制度的主要特征是独立专家机构通过接受、审查缔约国提交的报告,与缔约国建立建设性对话关系,从而促使缔约国履行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缔约国报告制度发展至今,其运行存在一定的问题,制约了缔约国报告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正确评析缔约国报告制度面临的问题,寻找对其进行改革的真正动因,既要从技术层面入手,更要从制度层面认识制约报告制度的因素,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国际公约中“缔约国”与“当事国”的区别——以STCW公约为例

国际公约是为国际法主体设定权利和义务的多边规范性文件。在IMO制定的STCW等公约中,常出现"缔约国"和"当事国"等概念,分析和了解其关联和区别对于理解和执行公约具有指导意义。

机遇 挑战 对策——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之后

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国地位，对于改善我国的对外贸易环境，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无疑是大有好处的。然而，一旦我国恢复了在关贸总协定成员国的地位，我国在享受新的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新的义务。对于我国企业来说，企业面临的市场变大了，风险增大了，竞争将更加激烈。因此企业必须做政策上的调整来适应新的形势，必须按照国际企业的管理规范、国际标准体系、市场需求和经销惯例来组织生产经营活动，更加广泛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全面系统地按国际规则办事。

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对青海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

恢复我国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CATT)中的缔约国地位,已成定局。中国“复关”之后,对青海国民经济发展将会发生什么变化?青海的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应为之做好哪些准备?本文拟对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区域”制度背景下缔约国损害赔偿责任探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缔约国必须为具有其国籍或其有效控制的深海底活动承包者提供担保。缔约国因此也承担着健全国内立法的义务,以及承包者不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造成的损害的赔偿责任。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缔约国国内立法如何"确保"承包者履行义务、应当采取怎样的必要和适当的措施、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以及如何执行等问题并未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对这些问题予以细化。为应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对我国深海底立法提出的挑战,我国应当加强基础研究并尽快启动相关立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