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莫高窟各家编号对照表”的修订方法及意义

莫高窟各家编号对照表经历数次编制和不断修订,但是错误对照关系仍不断出现,笔者认为原因在于诸家原始石窟编号文献记录本身就存在问题。修订各家编号对照表不仅仅是编制出一个“莫高窟各家编号对照表”,同时应该从文献校勘学的方法入手,对原始石窟编号文献中的讹误进行校勘论证,最终推论出编号对照的正确结论。同时对莫高窟原始编号文献的意义从石窟艺术史方面进行了略述,认为莫高窟文献除编号自身意义外,其中所反映的先贤诸家从宏观视角研究石窟艺术的资料以及学术观点,其价值和意义今天仍在启迪着石窟艺术史的研究者们。

莫高窟诸家编号对照表及内容比对校勘

《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刊登了《试论"莫高窟各家编号对照表"的修订方法及意义》一文,对莫高窟诸家编号和编号对照表中所出现的问题做了一些尝试性的探讨,从方法上提出应对原始编号文献的差错进行校勘论证,最终才能从根源上找到编号对照表所出的问题。此文为第二部分,是对这一方法的实践。在这一实践中首先对莫高窟各家窟龛编号及对照表进行校勘整理,其中发现除文献作者由于记录自身的问题外,还有因为印刷排印方面的问题,使对照表出现许多不可解决的错误问题,此问题在张大千的《莫高窟记》中表现尤为突出。另外还对文献中有价值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在诸家敦煌石窟研究的早期文献中存有很多极具价值的内容,这些内容出于敦煌学大家之手,对这些材料的整理,从敦煌石窟研究史方面和现在敦煌石窟研究,特别是佛教造像研究方面仍具有启迪意义。

新订敦煌莫高窟诸家编号对照表

说明 敦煌莫高窟自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孟夏发现“遗书”以来,早已蜚声海内外,为世人瞩目。从此以后,各国学人到此探险、考察者日多。为了记录的方便,他们各自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洞窟编号工作。 首先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从敦煌劫得经卷后,在其所著《Serindia》一书的第三册中,有一简单编号表,但所涉足洞窟数不足二十个,价值不大。1907年冬至1908年春,法国人伯希和继斯氏之后,来到敦煌,在掠走数千件珍贵文物、拍摄数百张石窟照片的同时,还对各洞窟作了编号和内容的记录(见伯希和著《敦煌图录》第一集卷首)。他编、记的洞窟数,段文杰先生认为是328个(见《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前言,1982年11月文物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