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资政院与宪政编查馆权限纠葛评析

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是清末宪政筹备时期的两大核心机构。由于军机大臣全体兼任宪政编查馆大臣,使得宪政馆所代表的行政权无限扩张,严重侵夺资政院所代表的立法权,引发院馆权限争执,使得表面上的院馆之争最后发展为资政院与军机大臣之争,并开日后弹劾军机大臣的先河,同时也折射出早期宪政史上中国立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必然冲突。

清末宪政编查馆的立宪困境与反思

对于宪政改革,就欧洲的历史经验而言,大多数现代宪政国家都是由绝对主义国家过渡而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证明了这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亚洲专制国家而言都是一条具有可行性的发展路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立宪实质上也是走这样的道路。清廷成立宪政编查馆,为的是仿行宪政,统筹整个立宪改革,但该馆在立宪过程中却无法逾越如何在巩固君权的同时、又能对君权进行制度化约束并能维护君主权威的困境,这样的困境使得清末立宪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而这种困境的无解则可以从清廷对立宪与君权之间关系的认知以及传统中国君权的维系模式中去探求答案。

从宪政编查馆任职人员看清末预备立宪

20世纪初期,清政府发起了一场旨在自救的新政改革运动。在这场新政改革中,清政府为推行宪政,改变统治策略和政治体制,以挽救政治命运,设置了专门法制改革机构宪政编查馆。从事近现代宪政体制下各种法制法规编纂的宪政编查馆法制编纂人员的构成如何?其在近现代法律制定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试图从这一方面入手,对其作一探讨与评述。

对宪政编查馆历史作用的评价

宪政编查馆在清末立宪中担当了拟订立宪法规的实际工作,是推行宪政改革的重要机构。它对推动宪政体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促进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民主意识在中国的建立和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宪政编查馆与清季宪政改革

一、宪政编查馆概貌宪政编查馆是为预备立宪而特意设立的一个机构,其前身是考察政治馆。考察政治馆的设立,是与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相联系的。①1906年五大臣考查归来,确立了预备立宪的国策,次年8月13日,考察政治馆奉旨改为宪政编查馆。

宪政编查馆的活动及宪政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展开

宪政是19世纪晚期传入中国的法学观念,成为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一系列经过选择、学习以及重构的核心观念之一,理解这一过程,需要明白宪政编查馆的活动。宪政编查馆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枢纽,它的构成呈现金字塔状。宪政编查馆的活动主要有规划、拟宪、核律、考察、统计调查及其他一些。宪政编查馆在中国近代法制转型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对于宪政观念的选择、学习以及重构的过程,关注其工具性作用而忽视其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因而其作用具有局限性,并影响至今。

南京图书馆所藏清末民初习惯调查报告概论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中,为了重新修订各类法典,全国各地进行广泛的习惯调查活动;珍贵的一手调查资料大多湮没无闻,南京图书馆保存了其中的近百部原始文稿,它们对于中国近现代的法律研究意义重大。

清末各省调查局和修订法律馆的习惯调查

作为新政期间法制改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的习惯调查是国家政权在立法实践中对本土资源进行全面整理利用的一次巨大尝试。调查是在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律馆的管理下分别进行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是清末习惯调查的一部分。清末的习惯调查尽管规模巨大,但在组织管理上缺乏协调一致。受限于清末预备立宪的时代背景,其在发挥为修订和审核法律的参考作用方面十分有限。

清末法制习惯调查再探讨

清末新政期间,为了给编订和审核新法律提供参考和借镜,同时还出于筹备立宪、推进宪政的需要,清政府自上而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包括民事习惯、商事习惯、诉讼事习惯、地方行政习惯等在内的法制习惯调查活动。在调查活动中,中央的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馆、地方督抚以及新型法政人才扮演了不同角色,其作用值得肯定。

始并行而终合流:清末的两次民事习惯调查

清末民事习惯调查是清末修律中的重要活动,然而学界长期以来多未能辨明修订法律馆的民事习惯调查与宪政编查馆领导下各省调查局的民事习惯调查之不同,乃至将二者混为一谈。[2]日本学者中村哲夫教授根据所搜集到的清末地方习惯调查报告书等史料率先作了大胆而准确的推测"清末的习惯调查中存在着复数的系统,即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律馆两个系统"[3]。

抗衡民权与清季行省会议厅的建立

会议厅是"行省衙门"的制度设计遭到督抚群体抵制之后退而求其次的替代品,督抚群体对于设立会议厅,开始的时候并不积极,在《各省官制通则》公布后的两年中,只有一省设立,其他省份均在观望。但到了1909年咨议局第一届常会召开之前,有几个督抚设立了会议厅。文献显示,其设立的动机,是为了应付即将设立的咨议局。到了1910年,以前没有设立会议厅的许多省,也变得热衷此事了。此中的原因,就在于在咨议局第一届常会上,咨议局对督抚的大权形成了很大的挑战,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了民权的壮大对其权势的威胁,而内阁侍读学士吴士鉴猛烈攻击咨议局,并建议设立会议厅作为与咨议局对立的机关,更促使督抚们为了抗衡民权而设立会议厅。

清末法律解释制度:中国法律解释制度近代化的初步尝试

清末变法改制过程中形成了由中央主管机关解答下级机关法律疑问的问答式法律解释制度。此种制度具有解释权力集中而解释主体多元、行政指示色彩浓厚、倾向于立法以及实用主义等特征,适应了当时法制变革的需要,有其独特性及现实合理性,但也存在以解释代行立法、指挥行政及审判活动、解释前后不一等种种问题。清末法律解释制度承上启下,既带有中国传统法律解释实践的影子,又为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确立及发达做了准备,是中国法律解释制度近代化的初步尝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清末“暂行阁制”的制定与权力纷争

清末“暂行阁制”自1909年4月开始制订，至1911年5月颁布，中间经过了长达三年的争论和三次大规模的修改。内阁官制制定过程中各方为争权夺利而矛盾不断，宪政编查馆起草人之间爆发了激烈争论，宪政编查馆与枢臣之间也时常发生冲突，尤其是各枢臣在责任内阁上意见存在很大分歧，不仅导致内阁官制久久不能定稿，而且脱离了立宪国关于责任内阁的普遍原则，最终成为“非驴非马”的“暂行阁制”。

奕劻与清末宪政改革

清末预备立宪基本国策的确立,官制改革方案的设计,宪政编查馆的设立,与庆亲王奕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奕劻作为清朝最后一位被封为"世袭罔替"世爵的亲王,在清末预备立宪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所从事的一系列宪政实践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清末立宪运动的发展。

最后的应变与改革——以清廷对资政院的控制为考察中心

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的立宪行动大大加快,时为"议院基础"的资政院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资政院作为清廷主导产生的立宪机构,它同清廷及军机处、宪政编查馆等新旧部门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矛盾重重。而清廷通过修订院章、改换总裁等行为,以图加强对资政院的控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武昌起义后,外力的骤压使得清廷对资政院大开绿灯,资政院也从原来的"议院基础"迅速转变为具有"虚君共和"性质的真正的议院,但这并未能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

光绪死因之谜

1908年临近岁末时,紫禁城传出惊人的消息,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两天内相继死去,京城内外官场及民间顿时人心浮动,议论纷纷,整个政局变得动荡不安。1908年临近岁末时,紫禁城传出惊人的消息,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两天内相继死去,京城内外官场及民间顿时人心浮动,议论纷纷,整个政局变得动荡不安。

清末修订《法院编制法》考略——兼论转型期的法典编纂

1910年颁布的《法院编制法》的法律稿本有四种:法院编制法最初之稿、修订法律大臣奏进稿、宪政编查馆核定稿和钦定《法院编制法》;明确可知的参与人员有冈田朝太郎、曹汝霖、沈家本、刘若曾、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这几种文本的结构和内容,相关人员的经历和背景,以及发生于此前此后的相关事件,为我们展示了《法院编制法》修订的大致线索。以《法院编制法》为样本,我们可以看到法典编纂对于政治支持的依赖,编纂人员知识背景对于法典风格的影响,以及法典编纂在制度演进过程中的真实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