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典编纂的历史智慧

我国古代虽无专门的刑事诉讼法典,但法典编纂的历史智慧依旧博大精深。自周代区分狱、讼开始,有关刑事诉讼的立法愈发精进,其重要成果分布于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当中。在体例上,立法者以高超的“提取公因式”技术实现了总则制定,以精妙的编纂技巧完成了由繁至简的体系化过程;在理论上,以德立法的文化熏陶出兼顾情理,以矜恤弱势群体、依法断罪、宽严相济为代表的诉讼原则;在制度上,典范性的规定贯穿于诉讼程序的起诉、举证以及审理阶段,发展出了颇为完备的诉讼制度。当前,法典编纂已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推动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一方面应吸收借鉴中国古代法制中优秀的法律传统与诉讼规律,另一方面需兼容解决现实问题以保证立法的前瞻性。

新时期文学史料编纂与“十七年”作家的历史评价——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兼谈现实主义再认识问题

在近些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渐成气候,并向时段、地域、形态、传媒等全方位铺开之际,有一套研究资料似乎有必要引起关注,即1978年提出设想后陆续出版,一直延至20世纪90年代末才结束,总计有近90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集体合作的大型丛书,不仅对后来的史料编纂及其批评和研究产生了影响,而且其本身就具有重要文献史料价值。

第三轮志书编纂初探

二轮修志已全面完成,三轮修志成了关注的热点。本文在系统梳理第三轮志书的规划与启动概况的基础上,重点对三轮修志顶层设计进行了讨论,认为国家规划的区域综合志应增加乡镇志,设省、市、县、乡镇四级;县(区)规划内志书应以“一部志+系列志”为主,“一部志”为辅;省级志书规划,“多系列志”“单系列志”“一部志+系列志”均可,各省应因地制宜;区域综合志以编成“不完全通纪”或“非典型断代”型为好,下限在省内应统一;积极拥抱新技术,提倡互联网修志。本文还就提高志书质量提出了至少要处理好四种关系。

明确方志风格,确定编纂原则——基于对旧志的研究

方志编纂应符合其自身独特的体例结构和基本规范,才能够保证方志的正常发展。根据旧志发展过程,方志的风格不同,具体的编纂原则也会有所不同。在坚守方志内容全面丰富的基础上,方志的笔法是尚繁还是尚简,方志的每一部分内容是平均分配笔墨还是侧重某些方面着重记述,如何在继承前志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有意义的创新,如何将严谨性和实用性相结合,这是方志编纂必须要厘清和确定的。在符合方志基本规范的前提下,明确方志采用何种风格,才能够拟定方志编纂在内容选取、行文方式、笔墨分配等方面的原则,方志编纂才会有明确清晰的线索和合理的章法,方志质量才能得到保证。

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调研组来我校调研指导校志编纂工作

2024年4月17日,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二级巡视员孟秀芳一行五人到我校调研指导校志编纂工作。孙永刚副校长陪同考察调研,《赤峰学院志》编写工作专班工作人员参加专题座谈会。座谈会上,孙永刚副校长简要介绍了我校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校志编写基础等情况;孙国军主编汇报了《赤峰学院志》编纂工作安排、近期开展情况存在的困难和下一步工作方向。自治区志业务处处长赵海渊介绍了启动内蒙古高等学校志丛书相关要求,并对高校志书编纂工作流程、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说明,结合在志书编纂过程中的重点环节、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思路和对策建议。

中国近代史书编纂的转型与民族风格的形成

20世纪上半叶,随着欧美、日本输入的新式史书体裁、编纂理念与方法的刺激,经过中国史家的创造性变革,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的特点表现在对章节体历史教科书的追求、专门史编纂的勃兴、历史编纂民族化风格逐步形成等三个方面。梁启超、夏曾佑、汪荣宝、孟森等人在章节体教科书编纂上用力甚勤,取得了重要成就。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近代化,体现在传统史学以叙事为中心的历史编纂变成近代以问题为导向、以分科为特征的历史编纂上,近代史学精细化和专门化的特点赋予中国近代历史编纂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近代学科意义的专门史初步建构,成为符合中国历史需要的新书写方式。章节体尽管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优势,但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如分期叙述破坏了历史的完整性和内在联系。所以,中国近代史家在运用章节体叙述中国历史的时候,还需要广泛借鉴中国传统优秀史体的编纂经验,弥补单一史体编纂的缺陷,更好地建构富有民族特色的历史编纂新范式。

档案编纂与方志的生成

档案一词最早出现于清代,此后逐渐被广泛使用,包含了文书、案膜、案卷等广泛使用的各类档案类文献。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档案的编纂和利用,将档案纂辑成方志,也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且成果丰富、卷浩繁。无论是汉晋的地志,还是隋唐的图经,乃至宋元以降的方志,方志成书一直与档案编纂密不可分。本文从档案编纂视角聚焦方志的生成,阐述档案编纂入志的价值意蕴,梳理档案参与方志构建成书的流程,并对档案生成方志的特征作详细分析。

《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建设志》编纂始末

寒来暑往,历经六载,在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省政府办公厅指导推动下,在省各有关部门、相关设区市政府,省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州、克州前方指挥部和各前方工作组等大力支持下,在具体参与编纂工作的200余位同志共同努力下,由省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的《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建设志》终于付梓。

《河西走廊通史》编纂工作推进会在兰州召开

2024年3月3日,由《河西走廊通史》编纂委员会主办的《河西走廊通史》编纂工作推进会在甘肃省兰州市召开。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首席专家、《河西走廊通史》总主编田澍教授及《河西走廊通史》各卷主编、撰写作者等20余人参加。会议通报了《河西走廊通史》编纂阶段性工作进展,《河西走廊通史》各卷主编分别就《河西走廊通史》编纂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汇报,并围绕工作重点、难点进行了交流。推进会上,田澍听取了《河西走廊通史》编纂工作汇报,对加快推进《河西走廊通史》编纂工作做出了具体指导.

江苏首轮、二轮市、县(市、区)志编纂比较研究

江苏首轮市、县(市、区)志编纂工作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近40年的接续奋斗,于2020年底全面完成两轮市、县(市、区)志编纂任务,其中首轮出版志书116部(含内部出版),二轮出版志书109部,打造了全省有史以来最为浩大的修志成果集群、社科成果矩阵和地情资料库。《江苏省“十四五”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要求“总结首轮和第二轮修志工作经验,开展第三轮修志工作组织管理、编纂模式、编修体例等前期研究”。

民法典编纂知识史与当代中国民法典特色

从知识史的视角来梳理近代欧洲民法典编纂,无疑会为理解当代中国民法典提供重要的知识支援以及反思的参照物。中西古今都存在集合式的法律汇编,而在理性思想指导下,以特定的工商经济需要作为基础,围绕个人权利本位,进而实现民族国家法律统一,并以逻辑化、体系化方式编纂民法典,是近代欧陆民法法系的现象。防止法官擅断,实现权力平衡,满足自由竞争经济,划定个人与国家的法律边界,构成了近代欧洲民法典的立法用意。然而,法国、德国的民法典对公共福祉失却先见,更遑论对社会伦理、实质正义进行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既汲取以往的民法典编纂经验,又弥补其缺失,在恪守逻辑化、体系化的同时,始终以中国的现实生活为鹄的,在保障个人权益,促进社会主体创造性、积极性时,注重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实现平衡。实践中,面对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内在的张力,需严守职业主义与现代知识分工,以法律教义学方法兼顾民法典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融贯,以敏感识见、精细操作的解释论来解决。

融合发展背景下纸、数教材协同编纂实现进路和机制要点

教育出版的未来之路是融合发展之路,从近年发展形势看,纸质教材、数字教材联动研发尚处在探索阶段,暂未形成清晰的发展思路和有序的开发模式。文章以教材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出发点,以“协同编纂”这一关键环节为入口,探究融合发展背景下纸、数教材协同编纂的实现进路和机制要点,为教材出版融合发展作有益探索。

臧庸四卷本《诗经小学》编纂思想探微

《诗经小学》是段玉裁早期著作,现存四卷本和三十卷本两个版本。四卷本《诗经小学》由臧庸删录而成,蕴含着臧庸的编纂思想。臧庸在删录《诗经小学》时遵循“分条立目”的体例,重视汉唐学说,改保留小篆字形的字为简化字,增加按语。四卷本《诗经小学》体现出臧庸崇尚汉学、不泥古、不笃信成说的编纂思想。

邓元锡《皇明书》的编纂与流传考述

《皇明书》是明代史学家、理学家邓元锡凭借一己之力而私撰的明史著作,属于当代人写当代史之类型。是书编纂背景既与明代官方史学的发展情况有关,又与当时的政治、学术风气及邓元锡个人的治史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主要由本纪、列传两部分组成,广泛记载有明一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阶级、阶层的历史人物。邓元锡生前,《皇明书》未能刻行于世,直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方付梓。是书刻行后,陆续被诸家目录学著作著录。《皇明书》的编纂与流布,为当今明代史实研究实有裨益。

论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的编纂特征与后代流传

唐代作家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典型体现了写本文集的编纂与后代流传特征。白居易生前对个人文集的持续编纂、多重保存、广泛传播,确保了该文集在后世的长久流传。反映写本原貌的前后续集本《白氏文集》,虽然一度被宋人重编前诗后文本《白氏文集》所取代,但前者依然借助日本、朝鲜的一些传本传承至今。《白氏文集》的流变历程,提示我们在研究写本文集时,要注意辨析不同版本的时代意义,注重域外汉籍的文献价值。

从方志书写看西南边疆国家认同——以清代三部《白盐井志》编纂为例

在雍正、乾隆和光绪三部《白盐井志》的修纂中,修志者通过强调白盐井盐业与中央王朝历史、财赋、边疆秩序的关系,突出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以儒家礼仪教化的书写强化王朝国家主流价值观念在边疆民众心中的地位。同时,又以淡化夷夏与整合信仰的叙事手段,重塑地方文化意识,将白盐井地区复杂多元的文化、信仰纳入到大一统王朝的叙事之中。清代云南盐井志的编纂是王朝国家在治理边疆方面的重要文化手段与方式,同时也是清代政治文化建构在边疆社会中的体现,此举极大地促进了西南边疆社会民众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饮食文化专题的编纂特性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编纂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是国家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开创性地将饮食文化以专题形式进行编纂,意义重大。本文对其编纂特性进行总结,望对其他专题百科全书的编纂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古代杂字书的编纂特征

杂字书是流行于古代乡村的重要的识字教材。“杂字”之名,包含着集合字词和对“三、百、千”系统补充的两层意思。杂字书的读者以乡村孩童为主,也包括文化水平较低的成人。杂字书的字数多为1000—3000字,是日常生活用字的客观反映,也符合实际学习的需要。杂字书的分类与编排主要借鉴类书的编纂方式,类目设置的变化也与类书的发展一致。明清时期的杂字书多参考《字汇》等流行字书编纂而成,其内容既具有稳定性,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杂字书的编排技巧表现在谋篇、句式、注释、插图等多个方面。杂字书是中国蒙学识字读物丰富性的代表,对现代蒙学出版具有诸多借鉴价值。

税法总则优于税法典:税法编纂的限度省思

税法总则所代表的税法编纂是否应在我国启动,一旦启动应选择何种法典化道路,需要阐明理论基础,提供实践方案,以为立法机关的研究工作提供建议。税法编纂具有推动税收法定导向更高水平、高效简化税收法制、实现税法体系正义等治理价值,也面临税法统一性与开放性的矛盾长期存在,我国税法编纂环境依旧受到诸多限制等实践隐忧。税法编纂在域外代表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早已广泛盛行,只要我国宏观上始终保持合适的编纂尺度,微观上厘定妥适正确的编纂内容,税法编纂就应予以开启。税法编纂是税收法治的核心建设路径之一,相比规范主义进路和工具主义进路,功能主义进路更适合作为我国税收法治的评价与建设基准。在功能主义税法进路指引下,只制定税法总则、放弃制定税法典的半法典化模式是我国税法编纂的最优方案。

教育法典编纂背景下受教育权的部门法基础及其规范整合

现有理论研究多是从宪法层面探讨受教育权问题,并将其归入公法调整范围,从而遮蔽了其他部门法视域对于这一问题的拓展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受教育权在私法领域的研究价值。刑法、民法以及行政法等部门法关于教育条款的规定,同样是受教育权保障的重要规范基础。在协同运作方面,受教育权部门法规范的双向衔接面临着一定的实践困境,在实体衔接上缺少技术规制思维,在程序衔接上缺少程序救济条款。在规范整合方面,统一立典是受教育权部门法规范有效整合的路径依归。从分散立法到统一立典,体现了受教育权立法保障的逻辑转换。从国家教育权到公民学习权,彰显了受教育权规范整合的权利基础。从立法论到解释论,则是受教育权保护规范的具体适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