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史料编纂与“十七年”作家的历史评价——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兼谈现实主义再认识问题

在近些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渐成气候,并向时段、地域、形态、传媒等全方位铺开之际,有一套研究资料似乎有必要引起关注,即1978年提出设想后陆续出版,一直延至20世纪90年代末才结束,总计有近90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集体合作的大型丛书,不仅对后来的史料编纂及其批评和研究产生了影响,而且其本身就具有重要文献史料价值。

我国刑事诉讼法典编纂的历史智慧

我国古代虽无专门的刑事诉讼法典,但法典编纂的历史智慧依旧博大精深。自周代区分狱、讼开始,有关刑事诉讼的立法愈发精进,其重要成果分布于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当中。在体例上,立法者以高超的“提取公因式”技术实现了总则制定,以精妙的编纂技巧完成了由繁至简的体系化过程;在理论上,以德立法的文化熏陶出兼顾情理,以矜恤弱势群体、依法断罪、宽严相济为代表的诉讼原则;在制度上,典范性的规定贯穿于诉讼程序的起诉、举证以及审理阶段,发展出了颇为完备的诉讼制度。当前,法典编纂已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推动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一方面应吸收借鉴中国古代法制中优秀的法律传统与诉讼规律,另一方面需兼容解决现实问题以保证立法的前瞻性。

高校档案参与校史编纂的学理依据与实现路径

高校档案记录了学校发展的脉络,是校史编纂的基础。新时代赋予高等教育新使命,也对高校校史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梳理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档案文化属性、校史编纂需求、学科理论支撑等方面进行考察,论证了高校档案参与校史编纂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剖析了档案收集、人员素质、数字化应用、规划引领、部门协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总结提炼出档案部门在夯实基础工作、创新工作方式、加强部门协作等方面的实现路径,推动高校档案事业和校史编纂工作双向互促、良性发展。

汉语辞书词条自动编纂调查研究--以ChatGPT为例

文章以ChatGPT为例,借助问卷考察了大语言模型在汉语辞书词条自动编纂中的表现。研究选取40个词目作为样本,充分考虑词性、词长、义项数的多样性,借助ChatGPT生成释文,并与《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进行对比分析。问卷调查显示,ChatGPT编纂的词条中有37.5%获得了更多受访者的认可,但整体质量距离全面超越传统辞书仍有差距。ChatGPT在单音字、单一词性词语的标注和单义项词语的释义方面具有优势,但对多音字、兼类词、多义词以及特殊语体词的词条编纂效果明显下降,也暴露出义项遗漏、释义不准确、举例模式化等问题。总体而言,ChatGPT在辞书编纂中展现了生成新义、快速编纂等优势,但严谨性、系统性不足,难以独立完成编纂任务。大语言模型正在不断升级中,未来宜持续关注并将其用作辞书编纂的辅助工具,通过人机互助提高辞书编纂速度,提升辞书编纂质量,推动汉语辞书智能化发展。

“十七年”现代文学史教材编纂的教学本位与学术史构建——以1957年朱彤先生所讲《现代文学讲稿》为视角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学科处在初创期,全国各大高校中文系所使用的现代文学教材主要为内部自编的油印、铅印教材(讲义)。师范类高校在现代文学的教材编纂中发挥着突出的建设性作用,本文以笔者所见1957年南京师范学院朱彤先生编纂的《现代文学讲稿》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朱彤先生的现代文学教学与教材编写实践,以及分析《现代文学讲稿》中的内容,指出“十七年”时期现代文学的教材编纂与以现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问题生产紧密联系“,教学本位”促进着现代文学教材的编纂与使用,由此进一步探讨现代文学教材编纂史中的学人研究与学术史构建问题。

西夏字典编纂简史与前景展望

从西夏语的形态类型来看,西夏文字(尤其是所谓“助语”)与汉字之间不太可能直接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是编辑西夏语词典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情况。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罗福成、罗福苌兄弟、聂历山、克劳森、西田龙雄、索夫罗诺夫、克恰诺夫、李范文等人所编的西夏文字典或词典值得重点介绍,其中所涉及的一些编纂原则和编纂立场也值得讨论。新近出版的《西夏文词典》规模宏大、资料丰富,是新时代西夏学发展集大成之作。词典编纂与文献解读相辅相成,未来在解读大量夏译藏文文献的基础上,编纂一部《夏藏梵汉四语对照词典》,符合学界的广泛期待。

第三轮志书编纂初探

二轮修志已全面完成,三轮修志成了关注的热点。本文在系统梳理第三轮志书的规划与启动概况的基础上,重点对三轮修志顶层设计进行了讨论,认为国家规划的区域综合志应增加乡镇志,设省、市、县、乡镇四级;县(区)规划内志书应以“一部志+系列志”为主,“一部志”为辅;省级志书规划,“多系列志”“单系列志”“一部志+系列志”均可,各省应因地制宜;区域综合志以编成“不完全通纪”或“非典型断代”型为好,下限在省内应统一;积极拥抱新技术,提倡互联网修志。本文还就提高志书质量提出了至少要处理好四种关系。

明确方志风格,确定编纂原则——基于对旧志的研究

方志编纂应符合其自身独特的体例结构和基本规范,才能够保证方志的正常发展。根据旧志发展过程,方志的风格不同,具体的编纂原则也会有所不同。在坚守方志内容全面丰富的基础上,方志的笔法是尚繁还是尚简,方志的每一部分内容是平均分配笔墨还是侧重某些方面着重记述,如何在继承前志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有意义的创新,如何将严谨性和实用性相结合,这是方志编纂必须要厘清和确定的。在符合方志基本规范的前提下,明确方志采用何种风格,才能够拟定方志编纂在内容选取、行文方式、笔墨分配等方面的原则,方志编纂才会有明确清晰的线索和合理的章法,方志质量才能得到保证。

档案编纂与方志的生成

档案一词最早出现于清代,此后逐渐被广泛使用,包含了文书、案膜、案卷等广泛使用的各类档案类文献。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档案的编纂和利用,将档案纂辑成方志,也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且成果丰富、卷浩繁。无论是汉晋的地志,还是隋唐的图经,乃至宋元以降的方志,方志成书一直与档案编纂密不可分。本文从档案编纂视角聚焦方志的生成,阐述档案编纂入志的价值意蕴,梳理档案参与方志构建成书的流程,并对档案生成方志的特征作详细分析。

融合发展背景下纸、数教材协同编纂实现进路和机制要点

教育出版的未来之路是融合发展之路,从近年发展形势看,纸质教材、数字教材联动研发尚处在探索阶段,暂未形成清晰的发展思路和有序的开发模式。文章以教材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出发点,以“协同编纂”这一关键环节为入口,探究融合发展背景下纸、数教材协同编纂的实现进路和机制要点,为教材出版融合发展作有益探索。

从方志书写看西南边疆国家认同——以清代三部《白盐井志》编纂为例

在雍正、乾隆和光绪三部《白盐井志》的修纂中,修志者通过强调白盐井盐业与中央王朝历史、财赋、边疆秩序的关系,突出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以儒家礼仪教化的书写强化王朝国家主流价值观念在边疆民众心中的地位。同时,又以淡化夷夏与整合信仰的叙事手段,重塑地方文化意识,将白盐井地区复杂多元的文化、信仰纳入到大一统王朝的叙事之中。清代云南盐井志的编纂是王朝国家在治理边疆方面的重要文化手段与方式,同时也是清代政治文化建构在边疆社会中的体现,此举极大地促进了西南边疆社会民众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

民法典编纂知识史与当代中国民法典特色

从知识史的视角来梳理近代欧洲民法典编纂,无疑会为理解当代中国民法典提供重要的知识支援以及反思的参照物。中西古今都存在集合式的法律汇编,而在理性思想指导下,以特定的工商经济需要作为基础,围绕个人权利本位,进而实现民族国家法律统一,并以逻辑化、体系化方式编纂民法典,是近代欧陆民法法系的现象。防止法官擅断,实现权力平衡,满足自由竞争经济,划定个人与国家的法律边界,构成了近代欧洲民法典的立法用意。然而,法国、德国的民法典对公共福祉失却先见,更遑论对社会伦理、实质正义进行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既汲取以往的民法典编纂经验,又弥补其缺失,在恪守逻辑化、体系化的同时,始终以中国的现实生活为鹄的,在保障个人权益,促进社会主体创造性、积极性时,注重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实现平衡。实践中,面对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内在的张力,需严守职业主义与现代知识分工,以法律教义学方法兼顾民法典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融贯,以敏感识见、精细操作的解释论来解决。

人工智能教育立法:基于教育法典的体系化编纂路径

人工智能在赋能教育的同时,也显著提升了教育立法的难度。相比于教育单行法,作为教育领域“根本法”的教育法典将能够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展开最为周延科学的规范,助益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健康发展。作为体系型法典,教育法典必然采用“总分架构”。教育法典中人工智能立法可通过总则的“在线教育”“法律责任”以及分则的相关编章进行体系化编纂。首先,教育立法的核心及编纂主线是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故教育法典分则相关编章需分别为政府及学校设定人工智能教育资源普惠性的促进义务,使教育主体能平等享有人工智能的教育红利。其次,针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可能引发的风险,教育法典可在总则“在线教育”章,一方面引入技术性正当程序,设定算法和数据的透明义务和审计义务,以及教育标准事务不得自动化决策义务等,明确教师使用人工智能的行为规范与专业操守;另一方面,依托敏捷治理手段,构筑多元主体参与的事前监测预警平台、事中快速响应的因应机制、事后动态完善的持续发展机制,应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未知风险。最后,为了确保义务条款得以顺利实施,教育法典可在总则“法律责任”章通过引致性条款与具体责任条款的妥适选用,构筑健全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法律责任机制。

臧庸四卷本《诗经小学》编纂思想探微

《诗经小学》是段玉裁早期著作,现存四卷本和三十卷本两个版本。四卷本《诗经小学》由臧庸删录而成,蕴含着臧庸的编纂思想。臧庸在删录《诗经小学》时遵循“分条立目”的体例,重视汉唐学说,改保留小篆字形的字为简化字,增加按语。四卷本《诗经小学》体现出臧庸崇尚汉学、不泥古、不笃信成说的编纂思想。

地方志编纂中档案资料的利用研究

地方志与档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文明、服务大局中肩负着特殊使命。档案作为第一手的原始记录,为地方志编纂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基础和历史依据。在梳理档案资料与地方志编纂关系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档案资料在地方志编纂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并总结提炼了新时代档案资源服务地方志编纂的创新路径。新时代要坚持守正创新,利用数智赋能,推动档案事业与地方志事业的深度融合,在传承中创新、在发展中繁荣,为坚定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文明创新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邓元锡《皇明书》的编纂与流传考述

《皇明书》是明代史学家、理学家邓元锡凭借一己之力而私撰的明史著作,属于当代人写当代史之类型。是书编纂背景既与明代官方史学的发展情况有关,又与当时的政治、学术风气及邓元锡个人的治史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主要由本纪、列传两部分组成,广泛记载有明一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阶级、阶层的历史人物。邓元锡生前,《皇明书》未能刻行于世,直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方付梓。是书刻行后,陆续被诸家目录学著作著录。《皇明书》的编纂与流布,为当今明代史实研究实有裨益。

论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的编纂特征与后代流传

唐代作家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典型体现了写本文集的编纂与后代流传特征。白居易生前对个人文集的持续编纂、多重保存、广泛传播,确保了该文集在后世的长久流传。反映写本原貌的前后续集本《白氏文集》,虽然一度被宋人重编前诗后文本《白氏文集》所取代,但前者依然借助日本、朝鲜的一些传本传承至今。《白氏文集》的流变历程,提示我们在研究写本文集时,要注意辨析不同版本的时代意义,注重域外汉籍的文献价值。

文化强国建设视域下档案赋能地方志编纂的路径选择

档案与地方志编纂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在推动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二者的关系为逻辑起点,认为档案在服务地方志编纂过程中存在着体制、共享、服务和资源等方面的障碍,需要持续做好档案资源、档案信息化、档案服务创新、资源开发利用等工作,推动地方志编纂工作高质量发展。

“跨界”现象的编纂处理与中国文学史的时代烙印

中国文学史中的“跨界”现象编纂处理,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把文学主体与“跨界”现象不分主次地加以并列叙述,清末民初的文学史家大体如此;其二,把“跨界”现象作为文学发展的语境或文学主体的辅助资料加以叙述,这种处理方式,在20世纪20-40年代居于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降又重新居于主导地位;其三,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背景论为主导,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状况,文学史上大量涉及学术文化的“跨界”现象因而被忽略,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史,就体现了这种倾向。本文以时间为序,就“跨界”现象编纂处理的时代烙印及其背后原因作了具体梳理。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饮食文化专题的编纂特性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编纂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是国家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开创性地将饮食文化以专题形式进行编纂,意义重大。本文对其编纂特性进行总结,望对其他专题百科全书的编纂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