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大藏经》的编纂历史、编目方法及研究状况

成书于14世纪的藏文《大藏经》汇集了众多的佛教经籍,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藏文古籍丛书,已成为佛学和藏学研究中极其重要和最为基本的文献之一,但与汉文《大藏经》相比,对藏文《大藏经》的宣传与了解还嫌不够,本文对藏文《大藏经》的形成、编纂、编目方法及对勘出版、研究状况等加以概括介绍,以便人们对这部举世闻名的佛经巨著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并引起重视与研究。

通史视域下许嵩历史编纂思想研究

中唐史学家许嵩以前代史书为基础,著成《建康实录》一书。在对《建康实录》进行研究后发现,许嵩的历史编纂思想是对历史变易思想的继承,他还结合时代背景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在审视历史问题时,许嵩受多种因素影响,以“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探讨六朝兴衰;在史书编纂体例上,许嵩受正统观和民族观的双重影响,表现出与以往史家不同之处——统六朝为正统;在史书编纂方式上,许嵩仿效裴松之等人,提倡博采,大量征引古籍。

《春秋》对北宋历史编纂之影响探微

北宋时期历史著作是以《春秋》所倡导的等级名分为核心内容的礼法原则为基础,突出强调其“尊王攘夷”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史意”的出发点和实现史学明政教、彰世变之社会功用的途径,而且又是通过历史编纂的形式来揭示这一原则的。但同时应看到,由于过分重视史书编纂体例和《春秋》书法,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亦不可忽视。

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

历史编纂学中对历史的分期有自然的或技术性的分期与理论性的分期两种。中国和西方传统时代的历史学家都不注重运用历史的理论分期来编纂历史。对理论化的历史分期的热情是启蒙时代以来社会、自然和历史观念变化所激发起来的，对于中国历史学家说来是外来的。凡理论化的历史分期，其理论的根据都远远超出历史学之外，所以对于历史编纂学来说是无法从理论角度判断的，而只能从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实际产生怎样的作用来判断。任何理论模式都具有主观性。所以理论性的历史分期对于历史编纂学说来是假说、工具和方法。

论俄罗斯民法典的编纂及其历史继承性

俄罗斯民法学产生于18世纪后半叶,可谓历史久远,基础深厚。在俄罗斯历史上共制定并通过三部真正的民法典,即1922年和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以及1994—2006年分四部分分别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三部民法典都是社会变革的产物,因而每部法典都以否定前一时期的民法学原则为宗旨,但是,这三部法典又都不以立法者意志为转移,每部法典的结构体系和制度规则又均以前一部法典或法典草案为基础,体现了法典编纂的历史继承性。

民族主义、现代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

本文在回顾19世纪后期以降朝鲜早期民族主义史学与随后形成的殖民地史学,以及20世纪50至80年代两个朝鲜交织而又差异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概况基础上,通过梳理晚近时期英语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研究状况,呈现韩朝历史编纂学重要观念和研究范式的推演流变。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研究在50年代以后长期受现代性话语、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主导,80年代以后逐渐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类学研究方式等影响,出现历史修正思潮,与韩朝史学界自身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取向交错感染,辩难纠缠,形成非常复杂的学术状态。晚近韩国历史学家对西方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已经做出较有深度的评析。透过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推演历程,可以看到现实价值取向与历史客观性取向之间的复杂纠结。

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对韩朝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脱离民族主义而分析韩国历史学的理路是非常困难的。本文在梳理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演进历程基础上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一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在韩朝民族国家成长曲折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从申采浩到姜万吉,韩国民族主义史学本身也在不断经历调整,从国粹主义色彩到民主主义色彩,从激昂亢奋到相对温和。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虽能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缺陷,但因为将现代化价值绝对化,结果是肯定了殖民主义和日本亚洲侵略历史,实质是另一种有高度预设性的宏大叙事。如何在历史学中超越民族主义,是国际史学界共同的课题。

历史编纂学近代转型概说

以近代社会和史学转型为背景,传统历史编纂学经历了一场解体与重构的艰难变革,其过程大致可以1900、1919年为节点划分为突破传统格局、建构近代体系、形成多元格局等三个阶段,而主要呈现出:史学科学化与历史编纂理论、方法的突破;章节体的兴盛与"新综合体"的发展;专史书写的兴起;学术规范的形成与历史叙事的转型等。其间,传统历史编纂学主动进行自我调适,使数千年形成的优良传统融入新潮流,焕发新的时代光芒。

魏源历史编纂学成就析论

魏源是晚清在史书编纂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利用传统历史编纂的思想和资源,并结合道咸时期的时代潮流,对晚清历史编纂学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和高超的历史编纂艺术,反映了魏源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的成就;"以西洋人谭西洋"的编纂原则和以志为主体,结合志、史论、图、表四体,多种体裁相配合来弥补传统典志体的不足,体现了魏源典志体编纂的新思路;"传以类从"和将传统正史纪、传、表、志前后顺序加以调整,是魏源关于纪传体史书编纂的新尝试。

《史记》“世家”历史编纂成就析论——“应另换一副眼光读之”

《史记》共设有"世家"三十篇,足见其地位之重要。以往有的学者错误地指责司马迁"名实无准","自乱其例",实则是未能究明《史记》世家不同类型篇章所反映的历史特点,司马迁所采用的编纂基本范式,及其对体例的灵活运用。我们读"世家",应当"另换一副眼光",以创新的观点作出新概括。司马迁通过"世家"体裁的创立,一是以其睿思解决了历史编纂所面临的难题,以"编年纪传二体相兼,经纬交织"的方法,彰显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历史的盛衰,并且努力刻画齐桓公、楚庄王、赵武灵王等有作为人物的形象。二是运用别识心裁,将孔子和陈涉立为世家,以表彰古代文化伟大代表人物和农民起义英雄的贡献,因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是从汉初一批开国文臣武将中,拔出萧何、曹参、张良等人立为世家,肯定他们真正是起到"辅拂股肱"作用的社稷重臣,这样做又与司马迁赞扬汉朝历史进步的"宣汉"立场相一致。

明中后期历史编纂思想领域的新进展

就明代史学发展的历程而言,自正德、嘉靖迄至明末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不仅史学风气渐盛,私修当代史成就显著,而且史家在历史编纂思想领域不断探索,在论述史学功用、史家素养、撰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创见,有些认识更是被直接施用于实践而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为清代学者所直接继承。即便现在看来,依然不乏重要的借鉴价值。

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思潮深刻影响了心理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传统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接受真理的符合论,认为心理学的发展史是一维的和历时的。它习惯于在心理学的发展史中寻找某些"中心"或"标志",并假定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心理学所面对的是同一主题。但是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强调了历史的社会建构特性,认为心理学史叙述的并非一种"客观实在",而是史学家的一种话语建构。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使得心理学史家更明确的意识到历史知识的主观性,有助于心理学史家认识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识形态问题,正视文化视角造成的认识差异,因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历史编纂元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新方向?

在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及文学创作的讨论中,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林达.哈琴提出了“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概念,以此指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欧美文坛涌现的一股将后现代主义实验性创作与历史及社会语境相联结的创作潮流。她认为,作为后现代主义元小说的新发展,历史编纂元小说反驳了伊格尔顿等人给后现代主义文学贴上的“缺乏深度”、“反历史”、“没有政治内容”等标签,但她将历史编纂元小说称作唯一一种圆满体现了后现代主义诗学的小说,是具有范例作用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等观点值得商榷。

民族交融的五代辽金元时期历史编纂的文化取向

历史发展生生不息,历史长河前后相续。如何看待历史传承,它不仅涉及到各封建王朝对正统地位的诉求问题,还关乎到文化取向上的抉择判断。可以说有目的地撰写国史和前朝史的意识表明10—13世纪,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将自己与以往汉族政权的历史自觉地连在一起,也就是用一种自觉意识将各民族贯穿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纽带上加以反映,因而超出了纯粹政治上的策略考量,而上升到一种文化的选择,这正是中国历史由分裂最终走向统一,由各民族相互纷争最终走向民族融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蒙古历史编纂学中的汉文化因素

汉族的历史编纂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蒙古人将他们从汉族人那里学到的文化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翻译写作风格。蒙古编年史编纂中的汉族历史编纂学因素体现在资料的借用和编纂方法两个方面。这也是蒙、汉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历史佐证之一。

叙述、解释与历史编纂

历史理解乃是对叙述的理解 ,它需要对叙述中直接表现出来的东西进行解释。如 果没有解释 ,我们不可能通过故事性叙述直接领悟事件之间的联系。现代历史学以自然科学为榜样 ,力图对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作出科学的说明。历史学越来越向社会科学的方向发展 ,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也带来负面效应。科学解释的成绩让人躲避叙述形式 ,贬低历史叙述的作用。叙述性历史是传统历史学的基本特征 。

试论《魏书》典志的历史编纂学价值

《魏书》十志自觉继承和发展了汉晋以来的典志撰述传统,准确地记录和反映了北朝社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其中《食货志》、《官氏志》和《释老志》的编纂尤其显示了北朝史家不同凡响的史识、史才和创新精神,从而再一次强化和丰富了中国史学重视典志撰述的特点。

创造性阐释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优秀史著不仅记载了丰富详确的史实,寓含着高度的民族智慧,而且体现了精深的构思和编纂技巧,因而具有超越时空的宝贵价值。史书体例精心安排,就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发掘和总结的重要课题。体例精当是为了更加恰当地再现客观历史,是古代杰出史家编纂思想的组成部分;不同时代的史学名著在体例上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体现了史家的创新精神;精当运用体例又催生出史书在布局和结构上的协调、和谐之美。因此,体例精当具有思想性、创新性和审美价值的意义,对此进行专题探讨是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值得重视的新视角。

清初历史编纂学的时代特点和创新价值

清初历史编纂学成就卓著,不仅在当代史记载、学术史撰著、旧史补作等诸多领域,为后世保存了大量丰厚的历史资料,而且呈现出异于前代的鲜明时代特点,主要表现为强烈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深厚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思想,并在历史编纂体例和方法上取得了重要创新,对后世具有重要启发价值。

试论希罗多德与历史编纂学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及其所著的《历史》，开创了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系统而生动地记述历史过程的历史叙述体裁，奠定了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基础。不仅如此，希罗多德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叙述各民族的历史，并且重视历史考证和史料真伪的辨别，注意将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尽管其开创的历史叙述体载和史学方法也有不完善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