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诗选无邪集》的编选体例、来源及其宗旨

阐述《古今诗选无邪集》的编选体例及内容,其编选体例合诗格于诗选之中,除试帖诗外诸体兼收;考证《古今诗选无邪集》内容来源于明末选本《赓订笺释批评古诗直解》《赓订笺释批评唐诗直解》、清初选本《古诗源》《唐诗别裁集》《同声集》等,是在明末清初诗歌选本的基础上,以辟二教的“无邪”作为选诗宗旨,进行再选择;认为《古今诗选无邪集》的体例和内容既体现了考据时代下辟佛老思潮,也反映了科举制度改革下指导试帖诗创作的需求。

从《文章正宗》的编选体例看真德秀的选学观

真德秀的选学观深受唐代古文运动的浸润,也深受南宋程朱理学重道轻文的文艺思潮激扬。《文章正宗》其文体分类、先后次序、选文范围等,体现了南宋正统文学重视作家道德修养、轻视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风尚,同时反映了真德秀尊王尊圣、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在选学领域的申发,烫烙着南宋偏安王朝的社会印痕,褫夺了文学以抒情为基本特质的功用。

日本《续唐宋联珠诗格》考论

《续唐宋联珠诗格》是日本江户时代儒士东条信耕续补中国《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之作,具有辑佚和校勘价值。此诗格除了古籍中常见的几种文献讹误外,还可见因日语字音相同而讹、于格法关键处窜改原诗两种较为特殊的情况。《续唐宋联珠诗格》具有去评点、重字例、多诗例的编选特色,这与日本语言、文化密切相关,反映了江户时代日本诗坛接受中国诗歌的方式、状态及心理,具有跨文化诗学研究价值。

宋诗总集五种叙录

《诗家鼎脔》、《宋诗拾遗》、《宋艺圃集》、《宋十五家诗选》及《圣宋高僧诗选》等五部宋诗总集或选优,或存诗,各有特点,各具气象,有着文学与文献的双重价值,亦颇多局限与不足。前四部宋诗总集分别为宋、元、明、清四朝人所编,反映了不同时代编者的艺术追求,后者则为两宋释子的诗选,于宋代佛教文学研究不无裨益。

《花镜隽声》考论

《花镜隽声》是明人马嘉松所选之历代宫闺诗、词合选本。初步考察《花镜隽声》的编者生平,以作一清晰了解。次及选本编选体例:一是按作家朝代先后编次,将青楼女子纳入所选"宫闺"范围,拓展了选域;二是并将青楼女子与后妃、公主、良人置于一编,泯灭了女性作者的身份界限,提高了文学中女性的地位;三是是明自万历以来选辑众多女性诗集热潮中唯一选录了词作的选本。末及编选风格:编者从主"情"理念出发,选诗以幽艳为标准;选词亦然,以婉约、俗艳为尚,故未出明代"花间"、"草堂"一派窠臼。

《国朝文汇》与20世纪初文学史观之关系

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朝文汇》乃集体编纂而成,黄人可能承担了主要编纂工作。该集以广博著称,其'以人叙次'的编选方式继承《列朝诗集》的体例,又呈现出独有特色:搜集反映新学新知的文章,使总集面貌为之一新;以'经世致用'为主导,且兼顾选文的审美特质;收录大量边疆史地学文章与乡土文献,展现了编者颇为自觉的学术史意识。《国朝文汇》编选受到黄人文学史观潜移默化的影响。黄人对20世纪初西欧、日本文学理论的借鉴与吸纳,使传统文章总集有了接合近代世界文学思潮之可能性,彰显了在中西文化冲突交融背景下文章总集编纂的复杂性与多义性。

试论对《文章正宗》的接受和批评

古代诗文总集的编选历史上有一个选本非常值得重视,就是《文章正宗》。南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打破了《文选》的体例传统,以理学思想为指导来编选诗文。在真德秀之后,文章总集的编选史上便出现了四库馆臣所说的"谈理一派"。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是在理学文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是一部以理学思想为宗旨的选本。随着理学文化的兴衰,后世对《文章正宗》的接受、批评也表现出了一些历时性变化的特征。文章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后人在《文章正宗》流传过程中的评价问题,可以看出理学文化、后人对文学的本质和形式的认识等方面都对这部选本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闺秀集初编》的女性编选视角

《闺秀集初编》在众多女性诗选本中独具特色。选例上按体编排,不苛责人物身份;选诗不避婉弱绮媚,所选诗歌多与闺情相关;批评视角显示出纯女性化的特征,明确提出了女性诗应与男性诗不同的见解。

谱牒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以《上海图书馆藏珍稀家谱丛刊》为例

上海图书馆藏中国家谱的数量和质量均为海内外翘楚,上图联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从馆藏家谱中甄选出一批精品或孤品,以《上海图书馆藏珍稀家谱丛刊》形式分辑出版。《丛刊》面市后,其文献价值和编印质量得到学界和出版行业的充分肯定,第一辑即荣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201 6年度)。家谱文献既有一般古籍的共通性又有其特殊性,文章就家谱的文献价值和《丛刊》在品种选择、排印形制、编辑体例等方面的问题及其处理方式,加以回顾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