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朝所谓“中人”文集传播困局——从宋祁诫子孙无妄编集说起

北宋仁宗朝翰林学士宋祁虽自谓“中人”,但其实他的作品颇为时人称道,且名满天下。他精通文史,曾长期参与编撰大型档案文献,花十年之功编撰而成史学著作《唐书》,著作等身。然而,他在晚年时不仅提出“文章必自名一家,可传不朽”,而且慎重地告诫子孙不要随意编纂其文集进行传播。这些个人与社会评价之间的差距所引起的拒绝文集传播“不传”行为引起后人思考。本文将揭示新兴雕印媒介环境下的文学传播观念与行为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并尝试对文人所作出的选择进行解读。笔者认为,“自名一家”是宋代科举文人在雕印技术新媒介环境中重新认识文学价值与功能之后的新观点,体现了文学传播的历史意识对文学审美意识的反拨。

熵权TOPSIS法的地面防空兵混编集群战斗部署方案优选

地面防空兵混编集群战斗部署是其遂行防空作战任务的关键,在诸多部署方案中选取最优是一项重要而复杂的工作。通过计算熵权得到原始数据的权重,并与TOPSIS法相结合进行定量分析,降低决策的主观性,并使作战方案决策更科学合理,通过在方案评估中使用逼近理想解的排序方法得出优选结果,具有较高可信性。

宋人自编集的文体分类编次意义——以欧、苏、周、陆别集为例

以欧阳修、苏轼、周必大、陆游四家集为例,首先确定其自编过程、传统承续和内在关联。然后与唐代韩、柳集比较,分析其中的文体分类编次情况,从而发现一些承传与变化。宋集将行政公文单列为《内制集》《外制集》。从先赋后诗改为先诗后赋,反映赋、诗地位的变化。题跋大兴于宋,分类也从杂文类中分离出来单独编目。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标志着跋文体在目录学意义上的独立。周必大《省斋文稿》首列"题跋"一目。陆游时代方大量使用《跋……》标题。宋四家集各种纪念文章的分类编目、标题名称、文章体例都趋于简明一致,韩集碑志文标题使用的许多别名不再出现。序、说、记、铭等文体更丰富更兴盛,皆单列目录。器物铭大兴于宋,名篇佳作迭出。

李白诗在宋代的编集与刊刻

李白诗在宋代有过多次整理编集。乐史始创全集编纂之功,宋敏求、曾巩二人分别增广与编次,使得李白诗文全集在北宋末年定型,影响到后世李白集的整理。宋代李白诗文集在流传中形成了两个系统,即《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与《李翰林集》三十卷本。这两个版本在体例与内容上各有优长,直到元代至正辛卯后再编李白集,才出现了合流的现象。

唐代诗文的编集与传播

唐代诗文总集、别集和选集 ,大都经过编纂者或作者本人的精心选择和取舍 ,通过“编码”功能 ,将信息传递给受众 ,体现出鲜明的传播意识 ;唐代文人别集的编汇 ,属于比“行卷”更完整、更成熟的个体传播活动 ;唐人在诗文集中全面引入序文 ,使其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接受与传播双重功能。

李白诗在唐五代的编集与流传

李白诗在唐五代编集凡四次,其中三次为李白生前亲授手稿托友人编诗集,今皆不存。其诗歌在北宋前的流传主要有刻本、手抄、题壁、碑刻、选本等形式,其传播途径多样,区域广泛,影响深远。对李白及其诗歌的评价在唐代出现过钟摆现象,原因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诗歌主潮密切相关。在开元年间,李白的名气之所以远远大于杜甫,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李白诗流布的广度要大于杜诗。李白在世时,有诗歌赠予、赞美他的近10人,诗作20余首,但很少有诗歌称赞杜甫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白诗的影响程度。

苏轼著作在宋代的编集、注释和刊刻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说:“轼诗文衣被天下,刻本丛杂,较欧阳修集更多,诸家所记,不可殚数”。本文拟将宋代编集、注释和刊刻苏轼著作的情况作一简介。苏轼在世时,其诗文刻本即已层出不穷。他自已说过:“世人蓄轼文者多矣”(《东坡后集》卷一四《答刘沔都曹书》),“市人逐利,好刻某拙文”(《东坡续集》卷四《与陈传道》),“贾人好利,每取拙文刊刻市卖”(《瓯北诗话》卷五)。当时,即使一些边远地区,也有苏轼著作的刻本,如范阳书肆,就曾刊印《大苏集》。大约较早编集苏轼作品的是彭城人陈师仲。他于神宗元丰中期,搜集苏轼在密州、徐州两地任太守时所写的诗篇,编成《超然》

《柳河东集》在宋代的编集与刊刻

宋代对《柳河东集》的编集整理,在编次与注释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在柳集编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代整理柳集者主要有穆修、沈晦、李褫、李石、叶桯、赵善愖、汪檝等人,对《柳河东集》的编订、辑佚、辩伪、校勘用力颇勤。宋代流行的柳集主要有三十卷、三十二卷、四十五卷三种,其中三十二卷与四十五卷是两个柳集系统。南宋主要对《柳河东集》的音辩、注释、训诂、解说、集评等进行展开,出现多种全集注本。这些注释本都属于四十五卷本系统,代表南宋对柳集整理的主要成就。宋代对《柳河东集》的编集与刊刻,是宋代柳学的主要内容,对后世影响很大。

论《诗经》的编集与《雅》诗的分为“小”、“大”两部分

《诗经》是两次编集而成,其编集者可能是召穆公的后代;第一次编集的只有二《南》和《邶风》、《鄘风》、《卫风》、《小雅》,大体皆西周末年、东周初年作品,目的在于显示周、召二公的功绩,时间在公元前7世纪末叶,约当春秋前期;其余都是第二次编集时所编,这个最后编定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前期,约当春秋中叶;《小雅》、《大雅》为两次所辑,故于先辑成部分加"小",后辑成部分加"大",实际上两部分《雅》诗并无实质性区别。在相同篇名前加"小"、"大"以示区别,乃春秋时代之习惯,以前诗家种种说法皆不足信,而徒为自扰。

古书编集加工方法钩沉

古书编集加工方法钩沉〔出版史知识〕杨学军“简编”、“刊误”与“书卷”、“雌黄”，是编辑工作的常用语。探其源，这些词语里蕴含着古人特有的“治书法”；究其义，对于丰富我们的古代编辑史知识不无裨益。简编与刊误中国的古籍，从狭义上说，经历了简牍、帛书、纸书三...

古代作家编集的题名

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免不了要介绍课文出处和作家作品,这就涉及到作家全集(也包括一些结集)的题名问题。部编中学语文课本中,牵联到的作家有二十余部,对今天的学生来说,其中有些题名就比较难于理解。那么,古代作家全集的题名,有哪几种情况呢?

唐代读者对唐诗文献的编集与保存

唐人作为唐诗的最早读者,为唐诗文献的编集与保存做出了较大贡献。首先,一部分读者,遵循作者的意愿,将其作品编辑整理。其次,一部分读者基于自己对某位诗人作品的喜爱,或是出于对先人、师友的纪念,自发将其作品整理结集。这些结集,形成了诗集的最初样貌,并在编选内容和编纂体例上影响了后世的唐诗编集,后世读者所看到的诗集往往是在此基础上的不断完善。此外,唐代读者所编诗集亦有重要的校勘和辑佚价值。

对中级听力教材编集的探讨

听力课在外语教学中占有主要地位。根据我校的培养方向,我们日语专业从一开始就提出“听说读写译”的方针,并把听力放在首位。一般说来,听不懂就说不出来,说得好必然会听,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在编某二、三年级用听力教材的过程中,考虑到二、三年级的特点,即,二年级正是从低向中的过渡时期,已基本掌握了一些常用的语法,表现方式和词汇,处于需要大量学习新词汇、新表现的阶段。通过听力,可在掌握新词汇、新表现的同时,对一年级所学内容进一步复习,还可以补充一些作为日语专业学生必知的日本概况方面的知识。

今本《谗书》第五卷非罗隐最初编集本辨

《谗书》是晚唐文人罗隐所作杂文文集,历来为研究者所称道和重视。它由作者亲自编定。在历代传写过程中,其第五卷可能一度佚失,后由人用罗隐其它作品补入其中,以足其数,传承转刻,而成现在通行本的编次情况。兹取中华书局1983年本《罗隐集》中《谗书》,利用其本身的矛盾,并参有关史实,略作考辨,以证明今本《谗书》第五卷非罗隐本人最初编定本。

唐代科举试策编集流传考

试策是唐代科举考试各科都涉及的重要内容,策文创作与编集十分盛行,时称"策学",但于今不彰。本文整理了作家别集、文学总集中保存的唐策以及史载策文等,又考察唐宋史志及公私目录中保存的唐策,辨析名目,推断内容,甄别正误。试图通过现存文献的全面整理来考察唐代科举策文在当时及后代的编纂与流传,用文献学的方法来重现唐代科举试策的盛景。

论编集意识的演进与记体的发展

记体被公认为始于唐代,但通过梳理历代编集的情况后发现,范晔《后汉书》在择录班固著作时将记与诗、赋等其他文体并列。文渊阁四库全书《孔北海集.提要》在提及孔融著作时也提到了记。可见,记体的正式形成要早于唐代。探讨并分析文体与六经的关系,可以明确编集意识的演进,以此来观照记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形态与地位价值。

《诗经》编集过程中的传播问题初探

研究《诗经》的编辑成书过程,历来学者的视点集中于"采""献""删"等说法,往往忽略其中隐藏的诗歌传播问题。而由传播角度入手,可以解答《诗经》中出现语句相类作品的原因。"采诗""献诗"只是《诗经》编辑过程中的一个传播角度,代表着《诗经》由地方向中央和王官向朝廷的传播过程,此外还有中央向地方的传播,某地区内部的传播及其他的传播方式等,都对《诗经》的形成产生影响。

彼裘绂于何有,嗟大恋之所存——《坟》的编集出版及其他

这样漫长曲折的过程是此前鲁迅任何一本书的创作与编集都未曾有过的。《坟》的特殊性由此而来。正是这种特殊性使鲁迅感到非写不可的《坟》的序跋遭遇前所未有的难度,迟迟不能下笔,最终延缓了《坟》的出版。不同于1918年以后创作并随写随编的作品集,《坟》的第一个特别之处是正当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主将之一鲁迅竟在文集中收录四篇写于新文化运动发起之前十年的文言文,不仅将它们置于全书之冠,还宣布之所以编集该书,“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这几篇文言文。

《全元戏曲》的校勘特点和意义

《全元戏曲》是由王季思先生主编的元代戏曲总集。它第一次汇集了包括杂剧和南戏在内的全部元代戏曲剧本。本文对《全元戏曲》的编集方式、版本取舍、校勘特点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古代汉赋研究的分类总结与理论思考

中国古代的汉赋研究始于汉初,终于清末,历时两千余年。古代学者们在评论、编集、注释汉赋方面取得了许多实绩,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由于专门性汉赋总集的缺失,儒家政教功利文艺观的畸形发展,以及汉赋自身缺乏性灵、语言过于雕琢等弱点,古代的汉赋研究与《诗经》、《论语》、《楚辞》等其他文学名著的研究相比,一直处于萧条冷落状态。这与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和总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