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朝所谓“中人”文集传播困局——从宋祁诫子孙无妄编集说起

北宋仁宗朝翰林学士宋祁虽自谓“中人”,但其实他的作品颇为时人称道,且名满天下。他精通文史,曾长期参与编撰大型档案文献,花十年之功编撰而成史学著作《唐书》,著作等身。然而,他在晚年时不仅提出“文章必自名一家,可传不朽”,而且慎重地告诫子孙不要随意编纂其文集进行传播。这些个人与社会评价之间的差距所引起的拒绝文集传播“不传”行为引起后人思考。本文将揭示新兴雕印媒介环境下的文学传播观念与行为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并尝试对文人所作出的选择进行解读。笔者认为,“自名一家”是宋代科举文人在雕印技术新媒介环境中重新认识文学价值与功能之后的新观点,体现了文学传播的历史意识对文学审美意识的反拨。

熵权TOPSIS法的地面防空兵混编集群战斗部署方案优选

地面防空兵混编集群战斗部署是其遂行防空作战任务的关键,在诸多部署方案中选取最优是一项重要而复杂的工作。通过计算熵权得到原始数据的权重,并与TOPSIS法相结合进行定量分析,降低决策的主观性,并使作战方案决策更科学合理,通过在方案评估中使用逼近理想解的排序方法得出优选结果,具有较高可信性。

论《诗经》的编集与《雅》诗的分为“小”、“大”两部分

《诗经》是两次编集而成,其编集者可能是召穆公的后代;第一次编集的只有二《南》和《邶风》、《鄘风》、《卫风》、《小雅》,大体皆西周末年、东周初年作品,目的在于显示周、召二公的功绩,时间在公元前7世纪末叶,约当春秋前期;其余都是第二次编集时所编,这个最后编定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前期,约当春秋中叶;《小雅》、《大雅》为两次所辑,故于先辑成部分加"小",后辑成部分加"大",实际上两部分《雅》诗并无实质性区别。在相同篇名前加"小"、"大"以示区别,乃春秋时代之习惯,以前诗家种种说法皆不足信,而徒为自扰。

宋人自编集的文体分类编次意义——以欧、苏、周、陆别集为例

以欧阳修、苏轼、周必大、陆游四家集为例,首先确定其自编过程、传统承续和内在关联。然后与唐代韩、柳集比较,分析其中的文体分类编次情况,从而发现一些承传与变化。宋集将行政公文单列为《内制集》《外制集》。从先赋后诗改为先诗后赋,反映赋、诗地位的变化。题跋大兴于宋,分类也从杂文类中分离出来单独编目。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标志着跋文体在目录学意义上的独立。周必大《省斋文稿》首列"题跋"一目。陆游时代方大量使用《跋……》标题。宋四家集各种纪念文章的分类编目、标题名称、文章体例都趋于简明一致,韩集碑志文标题使用的许多别名不再出现。序、说、记、铭等文体更丰富更兴盛,皆单列目录。器物铭大兴于宋,名篇佳作迭出。

李白诗在宋代的编集与刊刻

李白诗在宋代有过多次整理编集。乐史始创全集编纂之功,宋敏求、曾巩二人分别增广与编次,使得李白诗文全集在北宋末年定型,影响到后世李白集的整理。宋代李白诗文集在流传中形成了两个系统,即《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与《李翰林集》三十卷本。这两个版本在体例与内容上各有优长,直到元代至正辛卯后再编李白集,才出现了合流的现象。

唐代诗文的编集与传播

唐代诗文总集、别集和选集 ,大都经过编纂者或作者本人的精心选择和取舍 ,通过“编码”功能 ,将信息传递给受众 ,体现出鲜明的传播意识 ;唐代文人别集的编汇 ,属于比“行卷”更完整、更成熟的个体传播活动 ;唐人在诗文集中全面引入序文 ,使其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接受与传播双重功能。

李白诗在唐五代的编集与流传

李白诗在唐五代编集凡四次,其中三次为李白生前亲授手稿托友人编诗集,今皆不存。其诗歌在北宋前的流传主要有刻本、手抄、题壁、碑刻、选本等形式,其传播途径多样,区域广泛,影响深远。对李白及其诗歌的评价在唐代出现过钟摆现象,原因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诗歌主潮密切相关。在开元年间,李白的名气之所以远远大于杜甫,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李白诗流布的广度要大于杜诗。李白在世时,有诗歌赠予、赞美他的近10人,诗作20余首,但很少有诗歌称赞杜甫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白诗的影响程度。

苏轼著作在宋代的编集、注释和刊刻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说:“轼诗文衣被天下,刻本丛杂,较欧阳修集更多,诸家所记,不可殚数”。本文拟将宋代编集、注释和刊刻苏轼著作的情况作一简介。苏轼在世时,其诗文刻本即已层出不穷。他自已说过:“世人蓄轼文者多矣”(《东坡后集》卷一四《答刘沔都曹书》),“市人逐利,好刻某拙文”(《东坡续集》卷四《与陈传道》),“贾人好利,每取拙文刊刻市卖”(《瓯北诗话》卷五)。当时,即使一些边远地区,也有苏轼著作的刻本,如范阳书肆,就曾刊印《大苏集》。大约较早编集苏轼作品的是彭城人陈师仲。他于神宗元丰中期,搜集苏轼在密州、徐州两地任太守时所写的诗篇,编成《超然》

《柳河东集》在宋代的编集与刊刻

宋代对《柳河东集》的编集整理,在编次与注释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在柳集编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代整理柳集者主要有穆修、沈晦、李褫、李石、叶桯、赵善愖、汪檝等人,对《柳河东集》的编订、辑佚、辩伪、校勘用力颇勤。宋代流行的柳集主要有三十卷、三十二卷、四十五卷三种,其中三十二卷与四十五卷是两个柳集系统。南宋主要对《柳河东集》的音辩、注释、训诂、解说、集评等进行展开,出现多种全集注本。这些注释本都属于四十五卷本系统,代表南宋对柳集整理的主要成就。宋代对《柳河东集》的编集与刊刻,是宋代柳学的主要内容,对后世影响很大。

古书编集加工方法钩沉

古书编集加工方法钩沉〔出版史知识〕杨学军“简编”、“刊误”与“书卷”、“雌黄”，是编辑工作的常用语。探其源，这些词语里蕴含着古人特有的“治书法”；究其义，对于丰富我们的古代编辑史知识不无裨益。简编与刊误中国的古籍，从狭义上说，经历了简牍、帛书、纸书三...

古代作家编集的题名

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免不了要介绍课文出处和作家作品,这就涉及到作家全集(也包括一些结集)的题名问题。部编中学语文课本中,牵联到的作家有二十余部,对今天的学生来说,其中有些题名就比较难于理解。那么,古代作家全集的题名,有哪几种情况呢?

唐代读者对唐诗文献的编集与保存

唐人作为唐诗的最早读者,为唐诗文献的编集与保存做出了较大贡献。首先,一部分读者,遵循作者的意愿,将其作品编辑整理。其次,一部分读者基于自己对某位诗人作品的喜爱,或是出于对先人、师友的纪念,自发将其作品整理结集。这些结集,形成了诗集的最初样貌,并在编选内容和编纂体例上影响了后世的唐诗编集,后世读者所看到的诗集往往是在此基础上的不断完善。此外,唐代读者所编诗集亦有重要的校勘和辑佚价值。

《全元戏曲》的校勘特点和意义

《全元戏曲》是由王季思先生主编的元代戏曲总集。它第一次汇集了包括杂剧和南戏在内的全部元代戏曲剧本。本文对《全元戏曲》的编集方式、版本取舍、校勘特点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古代汉赋研究的分类总结与理论思考

中国古代的汉赋研究始于汉初,终于清末,历时两千余年。古代学者们在评论、编集、注释汉赋方面取得了许多实绩,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由于专门性汉赋总集的缺失,儒家政教功利文艺观的畸形发展,以及汉赋自身缺乏性灵、语言过于雕琢等弱点,古代的汉赋研究与《诗经》、《论语》、《楚辞》等其他文学名著的研究相比,一直处于萧条冷落状态。这与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和总结的。

日本《类聚名义抄》著者质疑

由诸桥辙次编集的《大汉和辞典》写道:“〔类聚名义抄〕书名。管原是善撰。”由近滕春雄编著的《中国学芸大事典》认为:“《类聚名义抄》营原是善著,也有其他说法。根据平安末、镰仓初《和名抄》等书创作。”

论别集

论别集王纯（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别集，收录个人作品的集子。它是经、史、子、集中集部的分目，相对总集而言。别集大部分是诗文集。（一）别集始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逐渐有所编辑。《隋书·经籍志四》云：“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多，然...

《元丰类稿》的成书与版本

曾巩的诗文集《元丰类稿》五十卷是在他去世两年后刊刻成书,在宋代先后有全集本、单行本问世,且有大字小字本之分。从现有文献来看,从元丰到开禧年间流行的主要是《元丰类稿》五十卷与《曾子固集》三十卷。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三十四卷为现存最早完整的曾巩诗文集,而元代大德八年(1304)东平丁思敬所刻《元丰类稿》五十卷,是现存最古的曾集全本。明代是《元丰类稿》刊刻史上的高峰时期,先后出现了十多种版本,版刻情况虽然面貌多样,但底本大都是元刻本。除了板式稍有变动外,卷数、诗文内容均同。清代开始重编曾巩集,康熙中期南丰彭期刊刻的《曾文定公全集》二十卷,其余皆翻刻明刻《元丰类稿》五十卷本。由于《元丰类稿》版刻形态较为复杂,以至于公私书目多有讹误,本文对此多有辩误。

李白诗在明代的编刻与流传(摘要)

李白诗文全集在明代的刊刻,既有对宋元整理本李白集的翻刻,也有明代学者重订的编集本,两者合计多达三十种之多,在李白诗流传史上达到顶峰.

苏轼《和陶诗》版本考述

苏轼《和陶诗》的编集与刊行在宋代是一个重大的文学现象,为后世和陶带来了一种风气。《和陶诗》四卷为苏轼晚年亲手编订,在宋代多次刊行,并引发宋人关注苏轼和陶诗的兴趣。宋代即有蔡正孙、施元之、顾禧、蔡梦弼、傅共等多人注《和陶诗》,并传播到海外。明代编刻《和陶诗》出现混编现象,将单行成集的四卷本打散,以分类本和编年本为主,逐渐失去宋刊本的本来面目。清代在编刻《和陶诗》上采取各种方法,《和陶诗》主要随苏诗全集注本出现,但已逐渐混入各卷之中,《和陶诗》至此失去独立地位,影响日渐式微。苏轼《和陶诗》在历代的编纂与刊行,与当时的文艺思潮、批评标准、欣赏水准等因素密切相关,是历代对苏诗的真实接受,具有多种文学史意义。

《颜鲁公文集》宋本原貌蠡探

《颜鲁公文集》,或名《文忠集》,唐颜真卿著.据殷亮《颜鲁公行状》、令狐峘《颜真卿神道碑铭》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颜真卿著有《庐陵集》十卷(任吉州别驾时编集)、《临川集》十卷(任抚州刺史时编集)、《吴兴集》十卷(任湖州刺史时编集)等,大抵每官一集.然而这些集子,经唐五代乱离,俱已亡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