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情绮靡”阐释史视野中的抒情传统问题

西晋陆机在儒家“诗言志”经典话语之外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引起后人的激烈争论,构成了一脉贯穿古今的阐释史。在六朝初唐的贵族政治文化环境里,“缘情绮靡”是自觉的诗歌追求,甚至片面发展至淫放浮艳。盛唐时期发扬“缘情”精神,摈弃“绮靡”诗风。中唐和宋代理学家重新认识情、性问题,宋诗主理不主情,“缘情绮靡”说遭到冷落。明代中后期,吴中诗人坚持自身“缘情绮靡”的传统,与占主流的复古诗学形成理论交锋。特别是清代,京师主流诗学与地方诗学、正统诗学与异端诗学之间的压制与反压制具有理论张力。在现代诗学价值体系中,“缘情绮靡”说得到高扬,与美文、纯文学等现代观念相对接,周作人、朱自清等人对其内涵给予不同阐释。海外汉学家陈世骧在世界文学背景下强调“缘情”说而提出“中国文学抒情传统”,忽略了传统思想中言志与缘情、情与性、情与理、真与正、情感与格调之间的复杂关系。

论“缘情绮靡”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

"缘情绮靡"是陆机诗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历来评价最为歧异的诗学范畴。如果从历史文化语境的角度考查,"缘情"指诗歌的发生过程,"绮靡"是诗歌的审美特征;在理论内涵上,"缘情"是情、志、理的统一,"绮靡"是文辞、音韵、情感的统一。不仅"缘情"说深受佛教"格义"的影响,而且"绮靡"说也烙有佛典文风以及梵呗经音的深刻印记。"缘情绮靡",既植根于魏晋诗学,包涵着对缘诸生命冲动之情的肯定,也凸显了诗歌风格华美,音调圆润,标志着"文学自觉"的深化,且深刻影响了南朝诗学。

“缘情绮靡”阐释史与古典诗学的嬗变

唐代以前,缘情与绮靡一般分开使用,缘情作为创作方法得到赞赏,而绮靡作为创作风格受到批评。唐代实行科举取士,缘情绮靡作为文章标准被广泛运用,缘情与象物联系,追求象外之象的境界。宋代诗歌崇尚平淡自然,缘情绮靡受到一定批评,但将缘情与自然联系,追求自然天成的境界。明代复古思潮盛行,缘情绮靡被贬为六朝之弊,但部分论者从诗史角度进行肯定,特别是吴中文人的推崇,体现了吴地文化特色。清代重在探讨言志与缘情的关系,两者关系决定缘情绮靡的批评向度,清人甚至以之反对诗坛不良风气,具有较为丰富的内涵。

缘情绮靡 彩色婉丽——评《国秀集》的选诗标准

庸人选唐诗在唐代是一种风尚,其总数达100多种,流传至今的仅十数种,大多数研究者的兴趣集中在《河岳英灵集》、《箧中集》等,对《国秀集》则较少关注。本文考察了《国秀集》的编纂与流布情况,并从具体作家作品的入选以及诗歌的体裁进行了分析,认为该集的选录标准是“缘情绮靡,彩色相宣,风流婉丽”。从而对某些关于《国秀集》的微词进行了辩驳。

玄学与陆机《文赋》的“缘情绮靡”美学观

《文赋》是西晋诗人陆机的一篇重要的文论作品,他开创性地提出了“缘情绮靡”的诗学观。这与特殊的时代哲学思想——玄学本体论的最终完成有密切的关系。陆机第一次于诗的领域确立了诗的本体“情”性和其“绮靡”的表现特征。

从缘情绮靡到唯情唯美——论日本歌风对六朝文论的受容

六朝文论是对儒家诗学的反驳,内容上强调抒情性,形式上推崇审美性,具缘情绮靡的诗美性质。日本歌风在对六朝文论的受容中,生成唯情与唯美两个具有浓厚日本民族特色的审美风尚。其中,唯情以强调恋情和季感为表征,而唯美以建设音韵和辞采为追求,从而形成古典和歌崇尚风花雪月的浮艳绮丽之风。和魂汉才是日本文化的受容精神,坚持和魂,扬弃汉才,成就了日本和歌的民族性与独特性,使其歌风既异质于儒家诗学,又异态于六朝文论。

论《文心雕龙》对《文赋》“缘情绮靡”说的继承与开拓

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缘情绮靡”的观点,“缘情”指文章因情而发、表现感情,主要关涉文章内容;“绮靡”主要谈论文章的艺术形式,显示出对文章审美功能的重视。刘勰的《文心雕龙》一方面继承了陆机的观点,认为“辞以情发”“言以文远”,另一方面又在陆机“缘情”的基础上结合传统儒家诗论,针对齐梁文弊进一步探讨了“情”“采”的辩证关系,论述了由情到文的转换过程,可看作是对陆机“缘情绮靡”说的拓展深化。

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

晋代陆机的《文賦》,是我国文艺理論批評史上的一篇极为重要的作品,而《文賦》中的重要論点,应当首先数到“緣情綺靡”一說。可是,“緣情綺靡”四个字的确解到底如何?看上去,似乎不复杂;稍一追求,則問題就很多了。大約从唐代开始,人們对这四个字就有了誤会、錯解。这种誤会、錯解。

论历代对“诗缘情而绮靡”的误读

论历代对“诗缘情而绮靡”的误读赵泰靖在思想的历史中，人们理解某种学说或观点，往往不能严格按其本来意义。这并非人们不能正确理解负载这种学说或观点的词语的本义，而是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和思想的背景。处在这种背景下的人们，往往不顾某种学、或观点的本来意义，...

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含义辨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陆机《文赋》中关于诗、赋文体特征的著名论断。其确切含义应该是:诗以抒发情志为主,要求表达感情美好动人;赋以描状外物为主,要求刻画事物清晰细致,形象鲜明。通过对文本的全面观照,纠正了一些论者断章取义、不客观地拔高“诗缘情”说理论意义的做法。

对20世纪以来“诗缘情而绮靡”说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是与传统"诗言志"相对的诗学理论,它体现了古典诗歌的抒情特质。20世纪以来对"诗缘情而绮靡"的研究主要围绕"缘情"、"绮靡"的含义以及"诗缘情而绮靡"说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诗论中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展开,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于继承中有所创见。但对"诗缘情而绮靡"说尚缺乏系统全面的专题性研究,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与其在诗歌发展史程中的地位颇不相称。

“诗缘情而绮靡”——论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陆机(公元261—303)的《文赋》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专著,他在比较各种文体特点时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在古典诗学理论史上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文赋》本不是主要论诗,但这一命题的提出,却“使古代诗歌理论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中国诗歌美学自此开始熠熠生辉”(陈良运《诗学·诗美·诗观》)。本文也拟从这一命题出发,探讨一下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文赋》:“缘情绮靡”的文学宣言

一、初识经典1.作品概说《文赋》是西晋文学家陆机的一篇赋体作品,主要讨论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如果说此前问世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文论专著（涉及文学史、文学创作、文学鉴赏等）,那么《文赋》就是我国第一篇专论文学创作的著作。在这篇赋中,陆机总结了前人和自己的创作经验,分析了文学创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现象,

“诗缘情而绮靡”说论辩

陆机冲破了儒家正统文学观念———“诗言志”的严重束缚 ,高度概括、总结了建安、两晋以来诗歌向抒情化、形式美方向发展的艺术规律而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 ,是具有深厚美学意义和崭新审美思想的新文学观念 ,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

“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说美学探幽

鲁迅曾认为,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自觉”的时代,那么是否可以说,陆机的《文赋》,乃是这一自觉时代的先声?作者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这一重大美学命题,继承发展了秦汉诗歌音乐美学思想,对文学尤其诗歌的特质,作了剀切腠理的精辟概括。本文拟就其中的美学意蕴,予以深刻阐述,以证其对诗歌理论乃至整个文艺美学的特出贡献。

陆机“诗缘情而绮靡”文论思想的阐释与诗学意义

魏晋时期是一个政局动荡、文学自觉的时代,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更多是基于作者个人情感的阐发,不再过多关注社会现实,而是转向对诗歌体裁本身性质的探讨和研究。基于这一创作风气,陆机将“情”从广义的“志”中独立出来,形成了具有开创性的“诗缘情而绮靡”的文论思想,主张诗歌要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强调诗歌文体的审美特质,以追求诗歌美本身为目标,打破了传统以政治教化功能为主的创作文论。这一文论思想紧紧围绕“诗缘情”和“绮靡”展开论述,并在不断地阐释中得以完善。与此同时,由于“诗缘情而绮靡”文论思想自身的抒情性特征与审美价值,对整个诗学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六朝缘情说与西方表现论

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陆机首倡“诗缘情”。他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在此之前的传统文学观主要是“诗言志”,虽然荀卿及《乐记》都认为诗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诗大序》亦云:“情动於中而形于言。”但秦汉以前所言之情与六朝略有不同,它至少还不是生命形态的整个表现,言情的目的多在于“憾恨志意不得逞展,抒中情而属诗”(庄忌:《哀时命》),忽略抑或缺乏感性的活力。譬如荀卿认定乐可调和礼,二者互为补充,互为印证。《乐记》断言礼乐相通(“乐者,通伦理也。”),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即是如此。古代诗乐一体,《诗经》言情固多於道志,此就创作而言,说诗者也许大相径庭,或以为“天下不治,请陈桅诗”(《荀子·赋篇》),或以为“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或以为“吟咏情性,以讽其上”

“言志”、“缘情”名异实同论

“诗言志”。朱自清说它是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由于孔子又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及“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话,后人就把儒家这些注重诗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功用的诗歌理论称为“言志派”;而把“情”视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因而在诗论中常常出现‘言志’和‘缘情’的对立”。(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尚书·尧典》篇“说明”。)

我国古代文论的“性情说”

先秦时期,在强调“言志”说的同时,也开始涉及到性情的问题,如庄子说:“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庄子·马蹄》荀子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在荀子看来,性情是一种自然本能,所谓“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情者,性之质也”。(《荀子·正名》他还多次论述到,美的要求是出自人的性情的一种本能欲望:“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性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