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诗论》为“缘情论”的滥觞

本文战国楚竹书为主要依据,讨论了"情"在孔子《诗经》阐释中占有重要地位。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广泛的"缘情论"实滥觞于《孔子诗论》。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语文本体与抒情传统的统一:胡适对“缘情论”的回归

本文着重讨论胡适的新诗主张,将其诗学理论纳入“语文本体论”的视阈进行观照,尝试证明胡适对于诗歌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设想,本质上是从“语文形式”的层面上进行规划的。而关注语文形式,强调语文本体性地位的目的,在于承延和维护中国文学脉络中一以贯之的抒情传统,保存文学自身固有的抒情属性。在内容决定论甚嚣尘上,革命启蒙、现代文明等宏大话语充斥文学内外的历史语境里,胡适将“语文形式”定位为文学的本体,借“诗缘情”来反抗宰制文学的时代共名,本身就包含着许多尚待解读的文学史意义。

《左传》人物繁称的褒贬与缘情

《左传》对人物称谓的记载较为复杂,以名称、以字称、以谥号称、以封地称,章学诚称之“繁称”。《左传》繁称分两种情况:一是《左传》作者以称谓褒贬的史家书法为治史理想,关注到《春秋》称谓的细微变化,在《传》文中贴附上“寓诸褒贬”的史家书法观念;二是《左传》自身叙事在称谓上并未广泛实施史家书法,正如刘知几所言,“缘情而作”,根据其时民间的习惯称谓而作的直接记录。

“缘情绮靡”阐释史视野中的抒情传统问题

西晋陆机在儒家“诗言志”经典话语之外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引起后人的激烈争论,构成了一脉贯穿古今的阐释史。在六朝初唐的贵族政治文化环境里,“缘情绮靡”是自觉的诗歌追求,甚至片面发展至淫放浮艳。盛唐时期发扬“缘情”精神,摈弃“绮靡”诗风。中唐和宋代理学家重新认识情、性问题,宋诗主理不主情,“缘情绮靡”说遭到冷落。明代中后期,吴中诗人坚持自身“缘情绮靡”的传统,与占主流的复古诗学形成理论交锋。特别是清代,京师主流诗学与地方诗学、正统诗学与异端诗学之间的压制与反压制具有理论张力。在现代诗学价值体系中,“缘情绮靡”说得到高扬,与美文、纯文学等现代观念相对接,周作人、朱自清等人对其内涵给予不同阐释。海外汉学家陈世骧在世界文学背景下强调“缘情”说而提出“中国文学抒情传统”,忽略了传统思想中言志与缘情、情与性、情与理、真与正、情感与格调之间的复杂关系。

曹植诗赋创作中的情感表达——评《曹植诗赋缘情研究》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便开始了“诗言志”的传统。到了汉末,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儒家大一统的地位被动摇,曾经的习惯和思想被打破,党禁之祸与人物品评的风尚是儒家大一统思想与当时的政治格局相抵牾的集中和具体表现。魏晋时期,士人逐渐摆脱政治和经学的束缚,更加注重追求自己内心真实情感的抒发,以“诗缘情”为主的主情说在文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建安时期尤以曹植的诗赋缘情更为明显和突出,其诗赋创作也因情真意切而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以曹植为引领的诗赋缘情不仅在建安文学中具有重要影响,乃至建安之后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国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曹植诗赋缘情研究》主要从曹植的亲情世界、爱情世界、友情世界与文学表达等方面探究曹植诗赋缘情说,有理有据。笔者欲以曹植关于亲情、爱情、友情的创作为基础,探究曹植诗赋中的情感表达。

论陆机“诗缘情“”赋体物”的分异互用

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研究陆机文学、六朝诗赋乃至诗赋文体都绕不开的重要而复杂的命题,不可割裂而论。一说介于《文赋》的特殊性,“诗缘情”“赋体物”的探讨必须要建立在理解写作观念、表达方式、辨体维度的基本前提下进行性质认定、意涵清理、文本互证及历史观照和价值判定。以此“缘情”“体物”乃是从技法切入角度逼出的诗赋体格分异,故存在着彼此交越借用的可能;二说标举体格皆承自前代,同具重要的文论价值,其中“缘情”偏于诗体的普遍性,“体物”偏于赋体的时代性;“绮靡”“浏亮”作为二体体格导向下的审美风格理想,前者系借自赋学的久远传统与时风追求,后者系源自玄学而独铸的新语,又以同具强烈的时代性而导引了二体各自的新发展,但为后人褒贬不一。陆机对诗赋风格的标举,也凸显了影响文学发展的两大客观规律:外部受社会文化思潮之影响,内部存在着文体之主次强弱影响。

曹植文学批评三题——以“缘情”为中心

曹植作为建安之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都取得了卓绝的成绩。曹植的诗赋取效风骚,情兼雅怨。基于其自身创作经验,以及建安文学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时代风貌,曹植尤其重视文学的情感因素。他所标举的“辞赋小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诗教对文学抒情的束缚;其“愤而成篇”的创作主张,接续并壮大了诗骚以来的抒情传统;他所提出的“大笑吐辞”,体现了建安时期文章娱情的新风尚,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缘情的内涵。曹植的文学批评既出之于他天才的识见,也是汉魏之际思想解放和文学自觉的产物。曹植对文学与情感问题的探讨,为陆机“诗缘情”的提出做了多方面准备。

从“精神分析学说”看“诗言志”与“诗缘情”之发生动机

中国诗学理论中的“诗言志”理论,打开了中国文学体系建构的话域;而“诗缘情”理论,则厘清了文学表意性研究的内在肌理.西方分析文论中的“精神分析师”弗洛伊德试图用“精神分析说”的理论解读文学密码.回顾中国诗学理论,基于对“诗言志”“诗缘情”理论的正确解读之上,“精神层次”学说可对以“诗言志”的“言”之动机加以诠释;“诗言志”可以被理解为意识活动的产物,“诗言志”的含义也可在意识性与非意识性上进行解读.在“缘情”之时,其实也无外乎是在“防御机制”的理论的映射下发挥作用.“诗缘情”的发生被看作是防御机制下的投射行为.“情”通常借“诗”为载体,“缘情”不过是追根溯源而已.

洞悉物色之动,感听沁人诗情——巧谈初中诗歌教学之法

古代诗歌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学魅力的作品,诗人缘情造境,执术驭篇,运用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将客观事物与个人情感结合,创造出物我融一的诗境。所以,刘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这样描述诗人的创作行为:“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无论是情感,还是辞章都将围绕物色之动奇妙展开,并在物我融一、诗意飘然中达到高潮。这是诗人创作的规律,也是古代诗歌创作约定俗成的方式。教师可以遵循这一创作规律,循序开展古代诗歌教学,引导学生捕捉典型客观事物。

“以读悟情”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读”在语文教学中是一种常用的教学模式,无论在哪一个语文教学阶段都得到广泛运用。“情”作为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把握文章和升华学生情感的重要因素,在“缘情说”和“浪漫主义”等文学流派的文艺理论中都被认为是文学的核心。如果能够在语文教学中通过阅读来体悟文章感情,那么将极大提升语文教学效果。基于此,“以读悟情”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得以运用是笔者进行探索的主要方向。

论“缘情绮靡”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

"缘情绮靡"是陆机诗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历来评价最为歧异的诗学范畴。如果从历史文化语境的角度考查,"缘情"指诗歌的发生过程,"绮靡"是诗歌的审美特征;在理论内涵上,"缘情"是情、志、理的统一,"绮靡"是文辞、音韵、情感的统一。不仅"缘情"说深受佛教"格义"的影响,而且"绮靡"说也烙有佛典文风以及梵呗经音的深刻印记。"缘情绮靡",既植根于魏晋诗学,包涵着对缘诸生命冲动之情的肯定,也凸显了诗歌风格华美,音调圆润,标志着"文学自觉"的深化,且深刻影响了南朝诗学。

言志与缘情辨

在关于中国古代诗学的研究中,有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言志”和“缘情”是两种互相对立的诗歌主张,“诗言志”要求为政治教化服务,“诗缘情”则只求自由抒发性灵,不考虑政治教化。文章表示不同意此种观点。作者认为,“言志”和“缘情”的意思没有根本的差别,“诗言志”是说用诗来表述内心所存想,“诗缘情”是说诗依照内心所存想而作。这两种说法本身都不涉及与政治教化的关系问题。作者还认为,志、情两词的含义原可以兼包所谓偏于理性的思想和偏于感性的情感,因此,认为“言志”偏于理性、多指表达思想而“缘情”则偏于感性、多指抒发情感的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

“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

“诗缘情”诗学意义新识

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从先秦至两汉,其核心都还是“言志”说,诗作为一种美感文学,除了其语言、形式之外,与应用的文学尚无明显的本质区别。虽然屈原的《惜诵》中已首出“抒情”一语,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序》中的为屈原“露才扬己”作了辩护,《诗大序》中也出现了“吟咏情性”之说,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已逐渐为人们认识和把握,但是对于“情”在诗中独特审美意义和价值,尚未成为诗人自觉的意识。要说“温柔敦厚”也是一种情感状态,具有“中和”之美的话,那也成了服庸政教功能的一种情感规范,《诗大序》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就将情感的审美指向半途截断了。真正能体现诗歌作为一种对情感进行审美的独特文体,从而使诗人在创作构思时获得一种有别于理性认知的新的思维方式,再在他们的作品中突破窒息情感审美的政教规范,表现出种种“放荡”的境界,那是直到陆机在《文赋》中“

20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

“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的理论范畴。它最早见于西晋陆机《文赋》之中 ,后来它超越了文体论范畴 ,成为继“诗言志”之后又一重要诗学范畴。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其阐释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诗缘情”与“诗言志”的比较、“诗缘情”的美学意义、“诗缘情”的诗学意义。对这一古老诗学命题 ,今后应从新的视角去分析它的内涵 。

“言志”“缘情”“绮靡”与魏晋诗歌特性的自觉

魏晋诗歌创作逐渐走向繁盛,并成为独立文学门类,因此在文论中出现对诗歌创作需凸显其特性的自觉。从"诗赋欲丽"到"缘情""绮靡",显示了对诗歌审美特性认识逐渐走向深刻,并渐渐冲破从先秦至汉代"诗言志"的社会道德伦理要求和"礼"的规范,从而在中国古典诗论史上产生了强调为政教服务和强调自由抒发情感并行的两种诗学主张,对后世影响甚深。"缘情"、"绮靡"对诗歌的要求显现出在魏晋时期文人们对诗歌审美特性的自觉提倡。

性情论之变迁与“诗缘情”的形成

战国思孟学派开始将天命论转入性情论讨论,诗"言志"说逐渐向"缘情"说转化,屈原明确地表述为"发愤以抒情"。两汉学者因重于讨论天人感应,试图调合性情之论,但受制于"言志"说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约束,并没有真正解决"缘情"与"言志"的逻辑矛盾。魏晋之际,随玄学思潮而复兴的性情论,将个体性情的表达提高到超越群体意志表达的高度,为缘情理论提供了更为深厚的理论给养,从而促成了"诗缘情"说的最终成型。

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含义辨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陆机《文赋》中关于诗、赋文体特征的著名论断。其确切含义应该是:诗以抒发情志为主,要求表达感情美好动人;赋以描状外物为主,要求刻画事物清晰细致,形象鲜明。通过对文本的全面观照,纠正了一些论者断章取义、不客观地拔高“诗缘情”说理论意义的做法。

对20世纪以来“诗缘情而绮靡”说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是与传统"诗言志"相对的诗学理论,它体现了古典诗歌的抒情特质。20世纪以来对"诗缘情而绮靡"的研究主要围绕"缘情"、"绮靡"的含义以及"诗缘情而绮靡"说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诗论中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展开,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于继承中有所创见。但对"诗缘情而绮靡"说尚缺乏系统全面的专题性研究,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与其在诗歌发展史程中的地位颇不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