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决策·督抚政令·州县执行:清末新政时期锡良三次奏请缩期禁烟始末

缩期禁烟讨论是清末新政时期禁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锡良在这一讨论中起到了具有引领地位的关键作用。光绪三十三年四月锡良出任云贵总督,他在云南推行的以厉禁为基本指向的禁烟运动,和清廷十年禁绝鸦片的既定决策发生冲突,也遭到烟农和州县官员或明或暗的抵制。鉴于此,锡良在光绪三十四年二月率先奏请全国一律于本年底禁绝鸦片,以期借此阻止外省鸦片倒灌云南,同时杜绝云南州县官员对待禁烟的观望态度,但此议并未得到度支部以及云南州县官员的认同。同年七月锡良再次上折,重点阐述了禁种与减种的差异,并斟酌情势将禁烟期限展延至1909年底。直到宣统元年四月,度支部方颁布18行省限于1909年底禁绝鸦片的谕旨,但仍留陕、甘、川、黔宽限至1912年底。此时已调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对此颇为不满,遂第三次具折,直接对度支部提出质疑并将禁烟能否取得实效视为宪政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先决条件,但遗憾的是最终无果。锡良连续奏请缩期禁烟的曲折进程,凸显出中央决策、督抚政令、州县执行之间方枘圆凿的矛盾态势,这成为影响清末禁烟成效的瓶颈问题。

缩期禁烟:清末新政后期浙江地区的禁烟运动(1908—1911)

清末新政后期,由于国内外禁烟环境的变化,清政府采用了更为激进的禁烟策略。此前饱受鸦片流通之苦的浙江地区也开始积极执行浙江巡抚增韫“缩期禁烟”的策略,在一系列如增设禁烟机构、禁种鸦片、销售管制以及禁吸的措施之下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长期的弛禁环境以及洋药税收让禁烟政策的执行在浙江形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出现了财政捉襟见肘、官民对峙等不良后果,进一步动摇了清政府在浙江的统治地位,为辛亥革命在浙江的爆发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