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一举两得”抑或“得不偿失”?——基于缴费遵从度与基金可持续的视角

2019年以来我国实施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例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由28%降至24%,下调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能提高缴费遵从度吗?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又将发生何种变化?文章基于200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模型和精算模型得到如下结果:(1)当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缴费遵从度会上升3.117个百分点;(2)如果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仍为28%,基金分别于2021年和2026年开始出现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2030年和2050年累计赤字规模分别为13.89万亿元和280.36万亿元;(3)若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下调4个百分点,缴费遵从度上升12.468个百分点,养老保险基金开始出现累计赤字时点向后推迟1年至2027年,2030年和2050年累计赤字规模分别减少29.67%和8.14%;上述结论均通过稳健性检验和敏感性测试。综上所述,降低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既能提高缴费遵从度,又能促进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运行,是一项“一举两得”的政策。

社会保险法定缴费率下调对企业缴费遵从度的影响研究——基于文献综述的分析

我国社会保险法定缴费率过高。面对过高的社会保险费率,企业可能选择偷逃缴费来降低成本。近年来,为了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阶段性下调社会保险法定缴费率。那么社会保险法定缴费率下调会对企业缴费遵从度产生什么影响呢?本文通过对文献综述的分析,得出社会保险法定缴费率下调能减轻企业缴费负担,规范企业参保行为,从而提高其社会保险缴费遵从度。

养老保险缴费遵从度与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中国收入不平等加剧的重要推手,其可能受养老保险缴费遵从度的影响。本文基于2013~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养老保险缴费遵从度与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提高养老保险缴费遵从度能明显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对核心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的缩减效果高于全体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这是通过削减高管薪酬和提高普通员工薪酬的途径来实现的,是由于他们对企业利润的汲取能力不同造成的,高管薪酬与企业盈利联系更紧密,而普通员工薪酬对其变动并不敏感。异质性分析表明收入差距缩减效果是非国有企业强于国有企业、高盈利企业强于低盈利企业、高资本密集度企业要强于低资本密集度企业。以上结论可为现阶段中国加强对养老保险缴费征管、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缓解社会收入不平等问题提供相关的经验研究。

柔性税收征管与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基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的分析

当前,我国的社保基金收支压力不断增大,提升企业社保缴费遵从是填补社保基金缺口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将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了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社保缴费遵从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的实施显著地提升了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度,即柔性税收征管促进企业合规地缴纳社保费。进一步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的实施会增加企业的媒体关注度,从而提升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度。此外,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社保缴费遵从的提升效应在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社保费的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大。因此,需要深化纳税信用体系建设,为提升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度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加大对企业社保逃费行为的监管力度,规范企业社保缴费行为;充分发挥税务机关的信息和征管优势,推进税费共治联动;持续推进社保降费政策,关注不同类型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

社会保险降费与规范征收:基于公共政策分析的思考

本文在回顾一年多来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历程的基础上,对近期政策调整的原因进行了考察,并从公共政策分析的视角对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的政策诉求进行了分析,认为在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可以提高社会保险费收入规模和提高缴费遵从度这两个优势中,后者才是此次改革真正的政策诉求,而前者只是后者的结果,就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的政策支撑而言,需要一个包括四个要件在内的顶层设计,把降费率、做实费基和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放在一个方案里同步实施。本文对提高缴费遵从度的两个路径进行分析后认为,既然在一定时期内依靠内在激励难以提高缴费遵从度,那么依靠外在压力提高缴费遵从度就成为现实选择。最后,本文详细论述了做实费基和规范征缴的重要性及深远意义,认为规范征缴是从交易型社会保险制度到法治型社会保险制度的起点,而法治型社会保险制度是建设法治经济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