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忠诚:强化人大代表履职意识之根本——从广州市人大会议首次通报缺席人员说起

人大代表应当通过深入学习宪法,准确掌握宪法,体认宪法精神,以宪法为判断大是大非的准绳,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充分地发挥代表作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代表缺席人代会“缺失”了什么

在不久前召开的地方各级人代会上，人大代表积极参会、建言献策的热忱令人欢欣鼓舞。但个别地方也传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消息：海南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预备会议上，应到代表389人，实际到会只有315人，缺席代表竟然占应到代表的19％，以致大会组织者迅速发出“紧急通知”，严肃整顿会风，严格请假程序，要求代表不得无故缺席会议。消息曝出后，社会一片哗然。

缺席审判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差异化构建与调适--以节省司法资源与追回国家资产为视角

缺席审判程序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主要功能、适用对象上存在明显竞合。同时,二者在竞合的表象后面,在适用案件范围和适用条件上呈现出弱层次性,而在程序性质和证明标准上存在本质差别。缺席审判程序是刑事对人之诉,对案件的证明标准与普通案件无异;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对物之诉,带有强烈的民事程序属性,对案件的证明标准相对较低。二者存在的上述差异,尤其在证明标准方面的差异,为司法实践的程序选择适用提供了客观衡量基准。在具体程序选择问题上,检察机关可构建基于政策和法律的二元考量模式。此外,两种程序的竞合关系及存在的证明标准差异也使得二者具有互相转换的理论可行性。立足于当前司法实践和立法现状,可在补全各程序的必备条件后进行程序转换,这不仅可节省司法资源和追回国家资产,也有利于“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基于诉审关系,两种程序转换的主体应为检察机关。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2018年时设立的,是我国法律体系完善的必要的一环,在被告无法参与或者是不想参与诉讼时可以提高诉讼的效率,避免司法资源浪费。作为一项新增的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不断修改并完善,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现行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功能同源视角下刑事缺席审判与违法所得没收的交叉竞合及程序适用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功能目的同源决定了两者适用条件高度重合,但两种程序的制度设计异构又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呈现交叉竞合。围绕着两种程序的司法运作,在明确适用条件、程序性质和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可以从三个维度厘清两者适用关系:首先,程序启动的国家机关决定了两种程序选择有差异性,在非竞合状态下两种程序分别适用,呈现相互排斥关系;其次,当程序竞合时,在结合案件情况决定适用先后顺序的同时,应当充分考虑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裁判稳定性和可执行性方面的优势并优先适用;最后,从程序效力的内在张力来看,同一犯罪事实先行适用违法所得程序后可再行适用缺席审判程序,而适用缺席审判后则不能再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在场与缺席——论宋词的“洞庭湖”文化空间书写范式

宋词中的洞庭湖书写,从词人的在场与缺席两种书写范式来看,前者是词人身临其境时借自然与人文景观对洞庭湖多重文化空间的呈现;后者则是对洞庭湖进行追忆或者想象,即对洞庭湖文化记忆的拾起与重构。无论词人在场还是缺席,对洞庭湖的书写都丰富了它的空间内涵;洞庭湖亦因承载了词人的文化记忆而成为经久不衰的文化景观。

往昔与今朝——评《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

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废墟”原意为下坠的落石意象与石材结构遗存,其进一步产生的美学观念逐渐进入中国传统艺术分析领域,在此基础上延展出中国当代美学表现系统。《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一书以时间段为线索,对中国废墟艺术形式展开古今讨论。该书最初提出“传统中国美术中的废墟在哪里?”这一问题。

法治反腐视域下刑事缺席审判证明标准的完善路径

作为2018年《刑事诉讼法》新增内容,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填补了没收违法所得程序适用上的局限,扩展了特定犯罪的追诉方式,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审判制度。该程序尽管纾解了客观上不能出席导致的审判停滞情况,但被告人外逃型缺席审判的适用仍有待立法的完善。当前,缺席审判规则中的证明标准未能与案件的特殊性相协调。缺席审判的证明标准应围绕犯罪构成要件理论,通过厘清三类案件的特殊诉讼构造,明确证明对象、证明方式、证明价值和证明目的之特殊性,充分发挥刑事缺席审判的价值功能。

缺席与断裂:职业教育创新的诊断与改进

职业教育创新是适应职业教育类型化办学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对策和必由之路。其价值体现在:职业教育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拼图板块,是砥砺和赋能经济的新动能,是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根和魂。当下,职业教育创新还存在创新意识“缺席”、创新能力“掉线”、创新链“断裂”三大问题,其改进策略是强化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弘扬整合创新。

“我可以把你按倒在地吗?”——女性向网络文学的情绪宣泄与性别平等意识的缺席

女性向网络文学发展迅猛,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网络现象。女性向网络文学仅有少量作品具有性别平等意识,大部分文本或是以暴力宣泄为主,或是以性虐等性暴力宣泄为主,或是构建一个女尊男卑的世界。这种现象一方面与网络文学对情绪化表达的偏好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女性向网络文学在性别压迫议题上日益重视的体现。但过度的情绪发泄,使女性向网络文学对性别压迫议题的讨论失去了更重要的维度——两性之间的对话与两性平等关系的构建。

明确责任型缺席审判中被告人权利保障的悖离与纠偏

2018年的《刑事诉讼法》在立法层面上确立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被告人缺席诉讼的情况下,辩护权的行使缺位极易造成控辩双方不平等的局面,以至于损害被告人的知情和救济等权利。在强调诉讼效率的情形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保护被告人的权利与打击犯罪上存在一定的冲突,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成为平衡效率与公正的关键。因此,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中实现被告人的权利保障迫在眉睫。

论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体系化建构的三重维度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体系化建构,具有三重维度。在“章”的层面,侧重于处理同章项下不同类型案件之间的关系,基于制度功能对缺席审判程序进行类型化分析的同时,考虑辩护权及上诉权的权利保障条款于该章部分的整体适用。在“编”的层面,侧重于处理同编项下不同类型程序之间的关系,审视缺席审判程序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之间的异同及竞合,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判定两类程序的选择逻辑。在“法”的层面,侧重于处理“缺席审判程序”与刑事诉讼法之外有关规定的衔接,关注缺席审判程序与《监察法实施条例》之间的联结,注重缺席审判程序与引渡手段及劝返手段的协调适用。

刑事缺席审判视域下国家监察义务具体化研究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乃是监察机关开展跨境追逃追赃活动的重要程序保障。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中的监察义务应当具体化。立足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原则,监察机关应依托“调查”职能辅助跨境刑事司法协作。从内涵的向度层面,监察义务应然涵盖了境外调查取证、追逃追赃和没收违法所得以及缺席送达等方面。在尊重境外追逃追赃的执法主权时,监察机关应关注技术调查的取证方式以及配合协助关系。在处置和追回境外赃款赃物时,应以财产所在国扣押程序为基准注重跨境协作收益分享机制的实施效果。在跨境执行的文书送达过程中,应以国际条约协定送达、外交送达为基础,优化传票与起诉书副本的送达方式。

外逃人员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现实选择——以国际合作为视角

缺席审判制度的功能目标在于助力追逃追赃,但是由于我国缺席审判制度与域外缺席审判制度存在较大差别、各国在引渡法中一般不承认缺席审判的判决以及区域和国际公约对缺席审判制度有所限制,所以在实践中经由缺席审判获得的生效判决面临着难以获得被请求国认可的困境。在此局面之下,我们应该从国际合作角度出发,在告知程序、律师辩护以及重新审判上充分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被告人的知悉权是启动缺席审判的首要条件,既要从实质上保障被告人知晓案件的存在,也应当排除公告送达的适用;为没有聘请律师的外逃人员指定辩护人是对缺席被告人权利的必要补充,并且还要采取措施确保律师能达到有效辩护的标准;重新审判是对缺席被告人权利的兜底保护,一方面要赋予被告人重新审判的权利,另一方面也要对提起重新审判的条件有所规定。

缺席者的归来——聂华苓《沈从文评传》的译介意义

《沈从文评传》(Shen Ts’ung-wen,Twayne Publishers,1972)是聂华苓在海外用英语创作的唯一一本著作,字里行间透露出海外华人对沈从文的喜爱与赞佩。该书同时也是英语世界第一部沈从文传记和研究专著,对于英语世界的沈从文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22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由刘玉杰翻译、何吉贤译校的《沈从文评传》。虽距原著出版的1972年已有半世纪之遥,但恰逢沈从文诞辰120周年,或可看作是沈从文与聂华苓文学姻缘的再续。

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的制度解构与运行保障

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是2018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诉讼程序,在追究贪污腐败犯罪大环境下得以确立。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从应然意义上既包括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也包括公诉人缺席审判程序,现有立法对前者作出了规定。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涉及案件关系、被告人辩护权行使、救济程序设置等问题。现有立法在形式上看似对被告人诉讼权利具有不利影响,带来了诉讼风险,但深入研究可知缺席审判并未对被告人权利造成影响,具有确立的必要性。我国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要明确缺席审判程序,从缺席审判的送达程序、执行方式和预防冤假错案等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完善。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中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为打击潜逃境外的腐败分子、完善国际追逃追赃机制,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应运而生。为弥补该制度引发的控辩关系失衡与审判不公,保障缺席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刑事诉讼法》严格限定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并规定了被告人一系列权利,但尚存在规定过于笼统以及制度缺乏保障等困境。我国应当从明确案件适用范围、完善送达程序以保障知情权、促进有效辩护以保障辩护权、补充上诉权及异议权行使程序等方面,加强对缺席审判程序中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中国刑事缺席审判的上诉体系研究

上诉制度体系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正当性。目前理论对缺席被告人近亲属独立上诉权之立法目的研究存在片面化、现行上诉制度设计忽视被告人缺席因素,导致上诉权的落实存在障碍,且与重新审理的关系存在混乱。因此首先应明确近亲属上诉权的双重立法目的,即维护缺席被告人和其近亲属的合法权利,并证伪“近亲属独立上诉权可能会侵害缺席被告人合法权益”命题。在此基础上明确近亲属的诉讼参与人地位、合理限定近亲属上诉权的行使条件,并构建符合刑事缺席审判特征的上诉体系,如明确上诉客体包括刑事缺席裁定、厘清上诉权与重新审理的关系等,进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论刑事缺席审判的送达程序

贪污贿赂案件的送达问题是启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前提,但该问题一直尚未解决,我国刑事缺席审判的送达程序中存在送达规定笼统、送达方式不具备可操作性、送达对象范围过窄等不足,文章提出完善缺席审判案件送达制度、细化送达相关规定、明确送达方式、确立送达标准等解决问题对策。完善缺席审判案件送达制度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科学有力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切实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维护我国外逃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正当性。

论刑事审判缺席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缺席制度是顺应时代发展和中国国情的要求,既能促进司法机构在国际上有效地开展反腐败工作,又能有效地保护案件的证据,促进司法公正,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但是,我国的刑事缺席审判也有很多缺陷,比如,规定的数量太少,程序规范太低,很难将其应用到实际中。本文通过阐述设立刑事审判缺席制度的背景、意义以及我国立法现状和问题,同时借鉴和比较国外刑事审判缺席,从而提出了完善刑事审判缺席制度的建议,即:拓宽适用范围、规范适用程序、完善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三个方面,为我国刑事诉讼缺席制度的具体司法实践提供指导。